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长刘为波在发布会上指出，当前我国毒情呈现"传统遏制、新型抬头"的阶段性特征。数据显示，2023年新型毒品案件数量从年初的4000件激增至1.4万件，虽经专项打击后回落至1.06万件，但在毒品案件中的结构性占比仍逆势上升12个百分点。这个现象暴露出毒品犯罪形态正在发生深刻演变。 问题分析显示，新型毒品泛滥存在三大诱因：一是国际毒潮渗透加剧，不法分子利用境内外药品管制差异，从欧洲及周边国家走私三唑仑等管制药品；二是犯罪手段迭代更新，将医用麻醉药品如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改头换面作为毒品替代物；三是监管体系存在漏洞，个别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参与非法贩卖，部分戒毒人员利用治疗程序套取药品转售。 这种结构性变化已产生显著影响。以广东省为例，2024至2025年新型毒品案件占比连续两年超过70%，其中依托咪酯有关案件占据主导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型毒品披着"电子烟""减肥药"等伪装，其社会危害特点是隐蔽性强、扩散快，对青少年群体构成特殊风险。 对此，司法机关已采取分级应对策略：首先，对曲马多复方制剂、依托咪酯等滥用严重的物质实施列管措施；其次，建立医疗用麻精药品全流程追溯机制，堵住医疗机构管理漏洞；再者，加强国际司法合作，重点打击跨境走私链条。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已使咪酯类案件出现下降拐点。 前瞻研判表明，未来禁毒工作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随着化学合成技术进步，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更新周期可能缩短至6-12个月。专家建议，需构建"监测—预警—列管"的快速反应机制，同时推进禁毒科技装备升级，利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源头治理效能。
毒情总体向好但风险犹存。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的上升表明，治理重点正从传统毒品转向麻精药品滥用与新精神活性物质，其隐蔽性更强、链条更复杂。必须在法治框架下统筹打击、监管与预防——既要压缩犯罪空间——也要守住医疗与流通底线，以更高水平的综合治理保障社会安全和人民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