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全国政协获悉，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37万人，并将2038年攀升至1673万人。随着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青年就业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受到社会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会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刘筱敏在调研中指出，高校招生规模处于峰值的省份，与人口出生率处于低谷的省份高度重叠。其背后反映出结构性矛盾：青年职业起步的关键阶段与传统婚育年龄段重合，就时间、精力和经济资源而言，两者形成明显拉扯。 从就业市场看，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刘筱敏调研发现，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但相对稳定的岗位供给增长有限。同时，约70%的毕业生将求职目标集中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人力资源过度集聚继续抬高竞争强度。技术变革正在重塑就业格局，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而高校培养与实际需求的匹配仍显不足，导致部分毕业生就业困难，“慢就业”现象有所增加。 就业压力也在向婚育领域传导，形成连锁反应。刘筱敏分析认为，当代青年面临收入不确定、职业稳定性不足、35岁职业压力提前等问题，生活保障尚不稳固时，承担家庭责任与育儿风险的意愿自然下降。若该趋势持续，可能对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带来长期影响。 围绕上述问题，刘筱敏提出系统性建议。她认为，高等教育政策需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与效益优化”，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更精准衔接，提升毕业生面向未来就业环境的综合能力。 在就业引导上，她建议建立差异化激励机制，对选择到非一线城市就业并保持一定期限稳定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安家补贴、婚育补贴等支持，引导人才更合理流动，促进区域均衡配置。 住房成本是影响青年婚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刘筱敏提出，可在租房、购房环节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税费减免、贷款利率优惠等支持。同时，优化城市托幼服务体系和中小学布局，推动教育资源更均衡配置、提升整体师资水平，从而降低住房与教育两项主要成本。 她还呼吁减少高校和用人单位中普遍存在的年龄限制，包括高校教职体系中的“非升即走”机制以及招聘中的年龄门槛。通过营造更稳定、可持续工作环境，既能缓解青年在35岁之前的焦虑，也有助于降低35岁之后的失业风险，为职业发展争取更长的时间窗口。
青年选择既关乎个人发展，也折射社会治理的精细程度与制度供给的实际效果。将教育、就业与人口政策放在同一框架下推进，既是缓解就业压力、提升人才匹配效率的需要，也有助于稳定青年预期，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只有让青年“有岗位、有居所、有托育、有保障”，婚育意愿与发展信心才更可能回到理性、稳定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