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城市竞争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结构变化叠加的背景下,如何更有效集聚青年人才、稳定人才预期、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成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当前不少青年在初入职场阶段面临住房成本压力,部分岗位与科研资源存在“各自为阵”的现象,高校、企业、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仍有制度与机制障碍;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熟悉国际规则、合规要求、跨文化管理与国际商务执行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持续上升,供需错配在一些领域较为突出。
围绕这些现实关切,代表建议从住房供给、机制创新与人才培养三端发力,提升人才引育用留的整体效能。
原因——从供给侧看,青年人才在城市落脚初期对“可负担、可持续”的住房供给高度敏感,住房支出直接影响其就业选择、职业稳定与家庭规划。
存量住房的结构性闲置与人才公寓的阶段性不足并存,若缺少统筹调配与市场协同,容易导致“有房难住、想住无房”的错位。
从机制侧看,高校评价与用人制度、企业用工与保密要求、政府人事管理与岗位规范之间存在差异,导致跨界任职、项目合作、成果转化的流动成本偏高,人才在不同岗位间转换不够顺畅。
从能力侧看,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经贸规则与合规要求日益精细化,企业出海不仅需要技术和资本,更需要懂规则、懂业务、懂文化、能落地的专业队伍,但相关培养往往分散在院校课程、企业培训与社会机构服务之中,缺少平台化、体系化的联动机制。
影响——人才安居难会增加青年在大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感,进而影响人才留沪意愿和用人单位稳定用工;流动壁垒若长期存在,容易造成产学研协同不足、技术与应用脱节,也不利于形成更具韧性的创新生态;国际化紧缺人才供给不足,则会抬高企业出海的试错成本,增加合规风险,影响市场开拓效率与海外运营质量。
更长远看,超大城市要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高端服务能级,需要在人才结构上形成“科技硬实力+治理软实力+国际化支撑力”的组合优势,任何一环薄弱都会影响整体竞争力。
对策——一是完善青年住房保障与供给结构,降低人才落户生活成本。
建议由政府牵头、社会资本参与,探索对二手房进行收购与改造,将其转化为人才公寓,提高存量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联动市场机构搭建多元化住房供给平台,统筹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等资源,形成“政府保障+市场补充”的供给体系,重点缓解青年初期就业的住宿困难,增强人才对城市发展的获得感与稳定预期。
二是打通高校、政府、企业之间的机制边界,构建跨领域人才流通机制。
可探索“校企互聘”,推动高校教师到企业挂职实践、企业技术骨干到高校兼职授课,让知识、需求与场景双向对接;同时完善人才“旋转门”机制,畅通政府人员到企业、社会组织任职以及反向流动的渠道,在合法合规前提下优化制度设计与配套保障,让人才在不同领域的实践中积累经验、释放活力。
三是面向企业国际化需求,建设紧缺人才联合集训平台。
平台可深度嵌入企业服务网络,聚焦重点产业与主要目的地市场,围绕国际规则与合规、海外市场拓展、跨文化管理、国际商务执行等能力开展模块化训练,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人才供给链条,为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稳定支撑。
前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人才竞争将更加体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的竞争。
代表同时指出,技术变革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减弱,恰恰相反,面向新技术带来的伦理治理、社会结构变化、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等新课题,人文社会科学在价值引领、规则建构与风险识别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
推动文科与新技术协同发展,有助于提升研究效率与社会服务能力,也有助于为技术应用划定边界、提供规范,促进创新向善、治理有效。
可以预期,若住房保障更完善、流动机制更顺畅、国际化人才培养更体系化,将进一步增强上海对青年人才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提升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功能跃升的综合能力。
在新技术浪潮中,人才与人文的双重价值愈发凸显。
打破壁垒、促进流动,不仅关乎个体发展,更是一座城市保持活力的关键。
上海若能率先实现人才与文科的协同创新,或将为全球城市发展提供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