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必须把原始创新摆更加突出位置？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变量。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技术封锁与规则壁垒增多，使“拿来主义”与单纯依赖外部技术扩散的路径空间收窄。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谁能在基础理论、底层技术、颠覆性创新上率先突破，谁就更可能在未来产业、国家安全与国际规则制定中赢得主动。将“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写入规划建议，强调“源头突破，引领未来”，目的在于把创新的着力点前移到原创源头，推动我国从“参与竞争”走向“定义方向”。 原因——原始创新的短板与外部压力如何倒逼转型？ 一上，部分领域仍存“重应用、轻基础”的惯性，基础研究积累与原创供给能力与建设科技强国目标相比仍需增强。基础研究周期长、风险高、见效慢，若评价体系、资金使用、科研组织方式不匹配，容易导致“短平快”倾向，影响从“0到1”的持续产出。另一上，“卡脖子”问题集成电路、高端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表现突出，这些既是产业竞争前沿，也是安全底座所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使我国更需在关键环节掌握自主可控的底层能力，通过原始创新把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布局。 影响——投入与成果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近十年来，我国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实现跨越式提升。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6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9%，多项指标保持世界前列；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人员规模等持续增长，高影响力论文数量稳居前列。更重要的是，创新结构正在从“跟随式改进”向“原创性突破”拓展：量子信息、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不断取得标志性进展，推动科研能力、产业格局与安全保障能力同步增强。实践表明，原始创新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首次发现”，更是形成新赛道、催生新产业、重塑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 对策——如何形成稳定高效的原始创新体系？ 其一，以基础研究夯实“根技术”。重大科技突破往往源自对基础科学问题的长期探索。要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依托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多学科研究平台，形成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加强原创理论、底层原理与关键方法的积累，推动更多“从无到有”的突破在国内实现。 其二，以制度供给释放科研活力。原始创新需要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环境。要更完善科研项目组织方式，优化经费管理与使用机制，扩大经费包干、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等改革实践，减少不必要的过程性负担，让科研人员能够把时间和精力更多投入到问题本身。同时，完善分类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攻关分别建立更符合规律的评价标准，避免“唯论文、唯帽子、唯奖项”倾向对创新方向产生误导。 其三，以战略布局贯通“0到1”与“1到N”。原始创新并非与产业脱节。要面向量子信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合成生物、深空探测等前沿方向，强化前瞻性部署与跨学科协同，形成从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到产业孵化的衔接链条。以重大任务牵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同时完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机制，让原创成果更快转化为新产品、新产业和新增长极。 其四，以开放合作汇聚资源，同时守牢安全底线。全球科研合作是重要趋势，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多边科研合作有助于提升研究水平、共享设施平台、吸引全球人才。但在开放中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完善科技安全治理体系和风险评估机制，确保关键领域、核心数据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可控，在互利合作中提升自主能力与国际影响力。 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把“源头突破”推向何处？ 未来一段时期，科研范式正加速演进，数据、算力与算法推动科研从“经验驱动”向“模型与智能驱动”转变，极端条件实验、药物筛选、材料设计等领域的效率将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更为显著，量子与信息、生命科学与工程技术、脑科学与计算科学等交叉方向可能孕育颠覆性成果。我国在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应用场景丰富诸上具备优势，若能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供给、完善创新生态，有望在更多前沿领域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跃升，并在全球科技治理与规则制定中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科技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征。从实验室的发现到产业化的突破，需要长期投入和战略定力。在建设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唯有尊重科学规律、保持耐心，才能让创新的种子成长为支撑民族复兴的参天大树。这是时代的使命，也是未来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