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皇帝给君主授予的谥号最初是为了简单明了地总结其一生的功过。周公旦是第一个创造这一制度的人，他给出了评定标准，即“一言以蔽之”。后来，人们依据《谥法》来制定美谥、恶谥还有中庸的谥号。初期的谥号很公正，大臣和继任君王会共同参与评价。但随着时间推移，“子议父、臣议君”这种局面让评价变得越来越难办。 宋朝以后，谥号变得越来越长，美词堆叠让人脸红，恶谥几乎消失。北宋第四位皇帝赵祯的谥号长到十六字，继任者甚至把《谥法》抛开一边，拼命往谥号里加料。 尽管皇帝们极力避免恶谥，但历史上仍有不少“漏网之鱼”。姬胡因滥杀大臣而得到“厉”这个丑谥。两汉时期的汉桓帝刘宏和汉灵帝刘宏也因恶行获得恶谥。李世民曾痛斥桓帝和灵帝的祸端甚于焚书坑儒。 杨广修建运河、筑长城却害苦百姓，李渊给他“炀”这个字作为谥号，意思是逆天虐民。虽然李渊自己也曾是皇帝，但他也不敢偏袒自己的后代，只能按照《谥法》来定恶谥。 汉武帝刘彻的“武”这个美词背后隐藏着连年征战和百姓凋敝的事实。汉少帝刘辩和汉献帝刘协因为都是傀儡皇帝而得到平庸的谥号。 武则天临终前给自己拟定了“则天大圣皇后”的称号，后来被唐玄宗加上“顺圣”二字成为正式谥号。从此之后，生前预拟、死后追加成为常态。宋太祖赵匡胤的谥号被弟弟赵光义加长十七字来美化他。 太常寺负责主持加谥过程，百官和官员们层层筛选后由皇帝在南郊请示上天。虽然看似隆重复杂，其实就是集体拍马屁。 到了唐朝以后，人们更喜欢用庙号或年号代替冗长的谥号。晋文帝、隋炀帝等多称谥号，唐高祖、宋太宗等多称庙号。清朝皇帝们则多用年号称呼自己。庙号只有一个字且进太庙名额有限，因此显得比冗长的谥号更客观。 从周公旦开始的“一字定功过”到清朝二十余字的长篇累牍堆砌成墙；从恶刺人眼到美言堆砌成墙；从反映生前作为到歌功颂德工具。历史记录揭示了一个事实：当统治者连死后都要完美无缺时，他们活着时究竟在怕什么？又失去了多少真正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