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洲：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还有必要吗？在中国政府的文件里，“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这些朴素的公共产品被直接定义为生态产品，它们在过去二三十年日益强化的治理中，根本上是在向城乡居民提供。这就导致用西方GEP、VEP的概念去诠释这种简单而实际的生态产品，很可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政策意图。西方国家的核算方法把生态系统分成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等四大类甚至更多指标，再通过定价方式得出价值总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政府提供这些公共品，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价值。但现在的核算效果不佳，存在数据收集难、定价不科学、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有些地方只是把成果挂在墙上或放进文件柜，对于经营开发和市场交易没什么直接帮助。核算一次的成本却很高，可能达到几十上百万元。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西方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的生态产品定义；其次，GEP的范畴太大，缺乏微观操作性和市场具象性；再者，GEP的内容冗杂抽象，很多部分没有实际市场价值；第四，GEP没有可靠的价值依据，选择的定价方式大多不是市场化的；第五，GEP的对象远离市场，缺乏产业产值和生产经营主体支撑；最后，生态产品作为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客观上只能由政府保障。生硬推进市场化并不合理。当然这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它的意义。基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核算对于衡量、评估、展示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本、绿色资产还是很有用的。它能很好地呈现一个地方有多少绿水青山，保护得怎么样以及几年的变化情况。这种角度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绝对有用。至于其它目标，还是要理性务实点好。 2010年国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产品概念后，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不管是为了推进市场化改革还是加快价值实现，度量难一直是个难题。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被认为是改革的基础工作之一。然而，学者们借鉴了国外GEP和VEP的概念、理念、方法与标准来进行核算。他们把生态产品分成四大类或四个一级指标、十几个二级指标、几十上百个三级指标。通过统计核查确认实物量后选择定价方式得出总量。政府部门和地方试验区在推进改革时也遵循了这种理念和方法。 尽管学术界的主张高度一致，但实践证明效果不佳。政府部门出台了地方标准并试图把成果应用于规划、项目、决策和考核中。但大多数核算成果只是以数据或文本形式存在而已。它们对于经营开发、市场交易和绿色金融没有直接意义，成本却很高。 中国政府文件中对“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的直接定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支持服务等功能定义。近二三十年日益强化的治理保护工作就是为了提供这些公共品给居民使用。推进价值实现是要实现这些具体的公共品价值而不是几十种功能价值。用西方的功能诠释来做核算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GEP核算范畴过于宏大缺乏微观操作性和市场具象性。VEP核算范围缩小了一些但还不够具象化。要进行交易需要微观甚至个性化核算就像市中心一间店铺一样做评估才行。 GEP内容过于冗杂抽象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又不具体指出所指不排除有重复部分也包括没有市场价值的东西如土壤培育这种几千年事情也被计算在内了在现实中不可能这样评估房产否则没法交易。 GEP没有可靠价值依据绝大多数选择的定价方式不是市场化的因此核算出来价值不具有实际意义包括不能拿来交易一种不能拿来交易价格也就注定没有其它市场意义从这个角度看衡量评估一个地方自然资本有实物量统计可能就足够了比如有多少公顷森林产生多少负氧离子换算出市场价值其实没有必要。 GEP对象远离市场缺乏足够甚至起码产业产值生产经营主体支撑进而没有甚至不可能产生收益流没有供需就相当于去评估一片荒地租金价值若是有租金有供需它就不是荒地了公共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客观上只能由政府提供或保障以市场化为方向目标价值核算最多适合个别产品生硬推进市场化并不合理也不可行因此为此所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注定不会有结果作为公共品生态产品只能通过政府强化环境保护治理来实现当然这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它的意义基于GEP和VEP核算对于衡量评估展示一个地方自然资本绿色资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审计等非常有用换句话说一个地方有多少绿水青山保护得怎么样治理修复成效几年变化好坏GEP核算成果最好呈现方式证明角度这个绝对有用至于其它目标还是理性务实点好至少要看实际情况与需要。 这次发言中提到的关键词包括GEP、VEP、2010年、中国、中国政府还有杨洲等信息内容不会被改变且保持原意不会添加四字成语使用口语化表达并且把一些句式和表达进行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