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近在咫尺却互不相识”的现实加剧对立情绪。 在耶路撒冷等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居住空间往往相互毗邻，却长期处于“只看到冲突、看不到生活”的隔阂之中。一些街区仅隔几条道路，成长经验却分裂成两套叙事：一方在安全焦虑与历史创伤中不断强化防卫心态，另一方在占领、检查站与社会资源不均中累积挫败感。象征性强的“投石”场景也在冲突中反复出现：弱者以石块表达抗争，强者以武力维持秩序，两者相互强化，持续刺激社会情绪并固化刻板印象。 原因——历史记忆、身份政治与现实治理交织，造成认知断裂。 一是历史创伤与民族叙事彼此加固。犹太民族在近现代遭受迫害的记忆深刻影响国家安全观，巴勒斯坦社会对失地与流离的集体记忆同样塑造政治认同。二是冲突长期化催生“零和”心态。安全事件与报复循环让社会更容易接受简单化的敌我划分，温和声音常遭质疑甚至被边缘化。三是现实治理与空间分割扩大隔阂。居住区、教育体系、媒体信息来源的分离，使两代人难以通过日常接触形成对彼此更完整的理解，进而把“对方”简化为抽象符号，而非具体个体。 影响——社会层面的互不信任侵蚀和平基础，外溢风险上升。 在社会层面，恐惧与愤怒不断累积，使极端言论更易传播，温和派承受更大压力。政治层面，缺乏跨社群共识使谈判空间收窄，任何安全事件都可能迅速引发舆情震荡，推动决策向强硬倾斜。区域层面，冲突外溢风险上升，既影响周边安全形势，也加重人道危机与发展停滞。长期来看，“叙事对抗”若无法缓解，任何技术性安排（停火、管控、经济援助）都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解决。 对策——以“看见对方生活”为突破口，推动多层次接触与制度化沟通。 围绕“如何理解邻居”该命题，近期学界与公共讨论中，一部英文回忆录《Once Upon a Country》（常译《曾经有一个国家》）受到关注。作者萨利·努赛贝赫是巴勒斯坦重要学者，长期主张以现实主义视角推动共处，其经历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公共影响力上形成某种“对照”。两人同代、同城成长，却在很长时间里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折射出“地理接近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理解”。 分析人士指出，缓和对立需在政治进程之外同步夯实社会基础： 一是支持跨社群教育与青年交流项目，通过共同学习与合作降低陌生感。二是改善信息生态，鼓励多元报道与事实核查，减少单一叙事对公众的裹挟。三是推动社区层面的制度化接触机制，例如围绕公共服务、医疗救助、就业培训搭建协作平台，以“共同利益”替代“身份对立”。四是为温和派提供更安全的表达空间，减少以恐吓与污名化压制对话的现象。 前景——叙事修复不能替代政治解决，但可为谈判创造必要土壤。 多方观察认为，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仍需回到政治框架与国际共识层面，涉及领土、安全、耶路撒冷地位、难民等核心议题，任何单一社会倡议都无法替代系统性安排。但同样需要看到，当社会层面只剩敌意与恐惧时，即使出现政治方案也难以落地。通过文学回忆、公共讨论与现实合作，让“对方”重新变得具体，让对立双方意识到彼此并非单一标签，而是拥有家庭、历史与日常生活的真实个体，或可减少误判、避免升级，并为重建最低限度互信创造空间。
当努赛贝赫与奥兹在晚年沙龙相遇时，他们发现彼此对故土的眷恋同样深沉；这种情感共鸣提示我们：化解百年纷争不仅需要政治智慧，也需要穿透历史的遮蔽，看见面具之下具体的人。正如耶路撒冷旧城那些交错缠绕的街巷，两个民族的命运早已紧密交织，关键在于找到能够彼此连接的共同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