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入矫初期抵触情绪强烈，存失联与再犯风险 清晨交接班后，徐某（化名）把工作记录摆放整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很难想象，数月前他到盘龙区司法局龙泉司法所报到时——还曾情绪失控、言语激烈——拒绝配合监管。徐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缓刑一年。入矫之初，他强烈抵触，直言“没钱、没工作、没依靠”，甚至对自身处境作出消极判断。工作人员研判认为，这类“对抗性表达”往往不只是“不服管”，更多是生活难以为继、社会支持不足带来的焦虑与绝望。更需警惕的是，徐某手机损坏、无法接收通知，客观上增加了脱离监管的风险。 原因：生活困境叠加社会支持缺位，导致“破罐子破摔”心理 继续摸排显示，徐某长期酗酒导致就业断断续续、收入不稳定；缺乏理财习惯，长期“入不敷出”；离婚多年、亲属支持有限，缺少稳定的情感与生活依托。多重压力叠加，使他对未来缺乏预期，容易把监管要求视为额外负担，用对抗掩饰无助。基层司法行政人员指出，社区矫正对象中不少人面临“生存—就业—心理”的连锁困境：生活无着落就难以稳定就业，就业不稳又会加重心理失衡，进而影响守法意识与矫正效果。 影响：个体脱稳会放大治理成本，矫正成败关乎基层平安 社区矫正既是法律执行的重要环节，也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若对象因失联、失业、情绪失控而脱管漏管，可能引发治安隐患，抬高社会治理成本；反过来，若能在关键阶段稳住生活底线、建立稳定的社会角色，更有利于其形成遵规守法的内在动力，逐步实现从“外在约束”到“自我约束”的转变。因此，如何把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有效结合，考验基层治理的能力与资源整合水平。 对策：坚持“一人一策”，以救助托底、以就业固本、以沟通增信 依据社区矫正涉及的法律规定和工作要求，龙泉司法所将“风险点”转化为“着力点”，围绕徐某最迫切的困难制定个性化矫正方案，重点落实三项措施。 一是先稳基本生活，筑牢底线预期。司法所对接民政部门及其户籍地街道社区，协助补齐材料、申办社会救助，帮助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对基层矫正工作而言，兜住“吃穿住行”并不是简单“给好处”，而是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冲动行为的重要手段，让矫正对象看到“日子能过下去、努力有方向”。 二是以就业帮扶为核心，重建社会角色与价值感。针对徐某技能薄弱、就业难度较大的情况，司法所联动企业资源筛选适配岗位，重点考虑“包吃包住、上手快、管理规范”等条件，并协助完成入职衔接。实践表明，稳定就业不仅带来收入，也能通过规律作息、同伴关系和岗位责任，促使矫正对象形成新的行为习惯，压缩酗酒、游离等高风险行为的空间。 三是打通沟通与监管链条，提升信息化报到有效性。为解决其无法接收通知、难以配合线上报到的问题，司法所协助恢复基本通讯条件，并指导其完成相关应用使用与视频报到流程。此举既完善了监管闭环，也通过“看得见的帮助”增进信任，缓解抵触情绪，使日常汇报与思想教育更连续、更落地。 前景：从个案经验到机制完善，关键在“资源联动+精准评估” 记者在今年3月回访时看到，徐某已能按时上下班，每月收入趋于稳定，能够按要求开展线上汇报并进行自我反思，其转变体现为从“要我矫正”到“我要变好”的趋势。基层司法行政部门表示，将继续完善“困难救助+就业帮扶+心理疏导”的链条式服务，强化与民政、人社、街道社区及社会力量的协同，推动社区矫正从单一管控向“管扶并重、以扶促改”深化。 同时，业内人士指出，下一步可在三上持续发力：一是建立更精细的风险评估与分级干预机制，将生活困难、心理问题、成瘾倾向等纳入动态评估；二是扩大规范化就业渠道供给，形成更稳定的岗位储备与跟踪服务；三是加强矫正对象权益保障与反歧视落实，减少其回归社会的隐性壁垒，提升长期稳定性。
法律的严肃与必要的关怀并不矛盾；从“管得住”到“帮得好”的转变，需要司法工作者细致识别问题，也需要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力。当矫正对象逐步摆脱“标签”、重新获得稳定工作与生活秩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改变，也能看到法治在基层落到实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