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日子里，吕千飞先生在诗歌翻译领域默默奉献了大半辈子，他的故事就像是文化长河中的一颗遗珠。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黄福海先生的寻访让这段尘封的历史浮出水面，帮助我们揭开了这位低调学者的神秘面纱。他的人生始于1924年，在1950年，他毅然投身于抗美援朝的战场，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一份爱国者的答卷。此后，他的足迹遍布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山西吕梁地区，直到1978年才在北京发起野草诗社。紧接着在1980年，他调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并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作为教师，他不仅传授知识，更是用翻译工作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关于吕千飞先生与《英国诗选》的渊源，资深翻译家吴钧陶先生与黄福海先生推测，他很可能是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先生的学生。正是这份师生情谊让他被邀请承担部分十八世纪诗歌的翻译工作。他将德莱顿、蒲柏等人的诗篇用典雅畅达的汉语呈现给读者，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这位译者本人却像一颗静默的星辰，其光华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时光的尘埃所掩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这部选集时，《英国诗选》才成为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经典读本。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作品竟成了他未能亲见的遗作——先生于1987年溘然长逝。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显得十分稀缺，这种文化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幸好有《中国百家旧体诗词选》（1991年版）作为记录的载体，勾勒出了他早年毕业于英语系、经历了基层工作到重返高校讲坛的完整轨迹。 黄福海先生指出，正是这份深厚的旧体诗词功底让他在翻译英国古典诗歌时能够游刃有余。他的旧体诗创作同样化古为新、金句频出。比如《学裁缝》这首诗以“七次量衣一次裁”起兴，由具体技艺升华至哲理思考；另一首《风雨庭中葵藿拔起》则借物抒怀，寄托遥深。这些诗句都获得了翻译家屠岸先生的高度评价。 吕千飞先生的一生是多重身份的交织：他既是翻译家、诗人，也是教师与革命者。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他的经历是许多人的缩影。无论环境如何变迁，他始终坚守对诗歌艺术的热爱。 时光流逝后如果没有后人刻意打捞与铭记，像吕千飞先生这样低调而专注的文化工作者很容易被历史淹没。黄福海先生的此番寻访正是一次珍贵的文化打捞行动。无独有偶的是，就在本文撰写期间传来噩耗：《中国百家旧体诗词选》编者杨金亭先生也于近期逝世了。 我们怀念这位杰出的文化工作者时不仅是对个体的致敬，更是对那个世代无数默默耕耘的知识分子的集体致敬。他们的作品是留给后世的财富，他们的精神与故事同样应当被看见和铭记。在今天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中钩沉这些“译海遗珠”的历史光华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为文化长河的奔涌离不开每一滴水的贡献，星空的璀璨也有赖于每一颗星辰的定位与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