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运行稳中有忧，宏观调控面临多重考验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韧性仍，积极因素持续累积；但内需修复偏弱、房地产市场仍在深度调整、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关键阶段。 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要继续挖掘经济潜能，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重，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并通过练好内功应对外部挑战。这些部署为宏观调控明确了方向，也对政策工具的精准运用提出更高要求。 在该背景下，货币政策框架如何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协同，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 二、降准优先于降息，政策排序有其内在逻辑 围绕当前货币政策工具的取舍，盛松成提出“降准优于降息”的判断。他强调，这并非否定降息的作用，而是基于中国宏观调控的现实条件作出的选择。 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更具主导性，货币政策更多承担配合角色。降准能够直接增加银行可用资金，有利于提升对政府债券发行的承接能力，从而为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支持。数据显示，目前国债约68%由商业银行持有，地方政府债约75%由商业银行持有。在政府债发行规模扩大的情况下，银行资金承接能力将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落地效果，因此降准的优先性更为突出。 同时，商业银行净息差已处在历史低位，如果大幅降息将进一步压缩盈利空间，削弱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一约束也使市场更倾向于接受“先降准、后降息”的政策顺序。 三、渐进调控应对不确定性，避免政策传导失灵 盛松成还提出“渐进式降准降息周期”的判断，认为在外部不确定性较高时，货币政策宜采取“小步调整”，避免预设刚性路径。 货币政策从落地到传导至实体经济往往存在时滞，效果也取决于金融体系的配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释放大量流动性，但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量并未同步扩大信贷投放，导致2014年美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一度高达20%，宽松效果难以充分传导。该案例说明，如果缺少金融体系的配合，货币宽松不一定能转化为实体经济需求。 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更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传导链条更短、见效更快。因此在当前阶段，货币政策更需要强调相机抉择，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灵活调整节奏，而非一次性大幅操作。 四、中西方货币政策框架存在本质差异 盛松成指出，西方主要央行普遍采用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其基础是低准备金制度。以美国为例，1990年代起机构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已降至零，2020年新冠疫情后活期存款准备金率也统一降至零，存款准备金工具基本退出常规政策工具箱。 中国则不同。目前中国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约为6.3%，相较主要经济体仍有下调空间。每下调0.5个百分点，可释放约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政策余量相对充足。 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是完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方向。但盛松成强调，转型需要循序渐进：现阶段应优先保证流动性供给的稳定有效，“先在数量上更灵活，再强化价格引导”，为价格型工具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五、财政货币协同发力，多领域形成政策合力 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上，盛松成认为，近期央行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本身就是两类政策加强配合的体现。下一步，协同可支持政府债券发行、引导结构性信贷投向、保障重点领域融资各上深化。 对于央行逐步将国债买卖纳入政策工具箱的路径，盛松成指出，需要相应的市场基础和制度前提，应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前提下开展，防范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
宏观调控能否做到精准有效，考验的是治理能力。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工具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影响市场预期与资源配置。盛松成强调的“相机抉择”，意味着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对变化及时响应。随着财政政策更有针对性地发力、货币政策更灵活地调节并形成合力，中国经济的潜力有望得到更充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