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民间投资活力事关内需体系建设成效。
当前，扩大内需既要依靠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也离不开有效投资形成供给、创造就业、带动收入。
民间投资作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高质量供给、推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力量。
如何让民间资本“愿投、敢投、能投”，直接关系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后劲与韧性。
原因——投资预期、市场环境与融资条件仍是影响民间资本的关键变量。
江浩然委员认为，一些领域仍存在隐性门槛和准入限制，市场竞争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政策落地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与可预期性影响企业中长期投资决策；同时，中小民营企业在融资上仍面临期限错配、增信不足、融资成本偏高等现实约束，导致项目推进节奏放缓、投资偏谨慎。
叠加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部分企业在新赛道布局中面临技术迭代快、回报周期长的不确定性，更需要稳定制度环境与长期资金支持。
影响——激活民间投资可带动产业链、扩大就业并丰富消费供给。
以金融科技行业为例，江浩然委员结合企业实践表示，民间资本投入能够推动智慧金融场景融合，促进终端制造、软件服务、运营维护等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以投资促产业、以产业带消费”的联动效应。
民营企业贴近市场、决策链条短，往往更能及时捕捉消费升级趋势，通过投资新产品、新场景提升供给质量，进而在扩大内需中发挥放大器作用。
放眼全局，民间投资回暖不仅有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产业体系。
对策——以制度建设为牵引，形成可预期、可衡量、可持续的政策组合。
江浩然委员建议，首先在制度层面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与招投标全流程透明，减少寻租空间，稳定企业预期。
其次在政策层面完善落地机制，推动减税降费、稳岗扩岗等政策“直达快享”，通过清晰的适用边界和执行口径增强政策确定性，避免企业“看得见、够不着”。
再次在融资层面强化金融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围绕民营企业特点创新融资产品，综合运用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金融等工具，提高中长期资金供给能力；同时发挥产业基金、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形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资本支持导向，撬动社会资本跟投。
围绕具体机制建设，江浩然委员提出可探索“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协同模式：政府通过产业基金引导资本集聚与方向选择，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发挥场景与技术优势，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并搭建资本与项目对接平台，鼓励民企依法合规参与政企合作项目，以更高效率实现资源配置与风险共担。
前景——以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为“双轮”，为民间投资开辟更广阔空间。
江浩然委员认为，民营企业可围绕两大方向加大布局：一是面向文旅、健康、养老等服务消费领域，打造高品质、可复制的消费新场景，提升供给对需求的适配度；二是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持续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新兴产业规模化落地。
同时，进一步挖掘县域和农村市场潜力，通过完善流通体系、丰富产品服务与应用场景，促进城乡消费联动，为民间投资提供更稳定的需求支撑。
民间投资兴则经济兴,民间投资活则市场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既需要政策层面的持续发力,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民营经济、支持民营企业的良好氛围。
只有让民间资本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江浩然委员的建言,为破解民间投资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值得各方深入研究和积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