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的突然驾崩使新兴的满洲政权面临严峻考验。在缺乏明确继承制度的情况下，以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为首的两大集团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各自掌握三旗兵力，僵持半月有余。此时，非努尔哈赤直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折中方案——拥立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即位，此关键提议不仅避免内战风险，更使其获得与多尔衮共同辅政的政治资本。 历史资料显示，济尔哈朗的崛起具有特殊时代背景。作为舒尔哈齐一脉代表，其相对疏远的宗室身份反而成为各方接受的调解人。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指出："济尔哈朗提出的'幼主继位+双亲王辅政'模式，本质是八旗势力博弈的产物。他通过削弱豪格势力为多尔衮扫清障碍，但也为自身赢得制衡空间。" 然而政治平衡在顺治四年被彻底打破。多尔衮借"府邸逾制"罪名罢黜济尔哈朗，改由其弟多铎接任辅政，随后逐步集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等头衔于一身。中国社科院清史专家分析称："多尔衮专权标志着满洲贵族议政传统的断裂，其强迫顺治追封生母为皇后等行为，已触及君主专制底线。" 转机出现在多尔衮猝逝之后。隐忍多年的济尔哈朗联合满达海等宗室重臣，系统揭露多尔衮"僭越神器""私藏龙袍"等十六项大罪。顺治八年正月，朝廷颁布《追罪多尔衮诏》，除削爵毁墓外，更废除其一切政治遗产。需要指出，这场清算并非简单报复，而是满洲统治集团对权力失控的修正——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涉案的125名官员中，近七成获得宽宥处理。
济尔哈朗与多尔衮的权力博弈生动展现了清初统治集团的权力运作规律。从共同辅政到相互倾轧再到最终清算，这个过程既是个人政治命运的起伏，也反映了制度性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济尔哈朗的成功在于他准确把握时机，善用中立地位成为关键变量。这段历史表明：在权力竞争中，战略性妥协往往比单纯的实力对比更具决定性；同时权力的过度集中必然引发反弹，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