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蒲江驭虹桥两通碑记读基层治理韧性:千金倡修到群力接续的历史启示

蒲江驭虹桥横卧于蒲江河上,九道拱券在冬日晨曦中泛着暗褐色的光泽。

这座见证了三百多年沧桑的古桥,不仅是一项杰出的水利工程,更是一部关于官民协力、接力奋进的生动历史。

问题的提出源于现实的困顿。

清嘉庆六年,山西静乐进士李锡书调任蒲江知县。

他到任后很快发现,蒲江河上的旧桥"屡修屡塌",每逢夏秋水涨,东门外的百姓便无法渡河,只能编筏往来,苦不堪言。

这一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清初,学者傅迪吉欲往鹤山书院访书,只能望河兴叹;到了雍正年间,县令刘庶埴仍在诗中感慨"浪里成桥桥倾圯,徒杠未及通往来"。

数百年的天堑阻隔,成为蒲江人心头难愈的创口。

李锡书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古代官员的担当精神。

他毅然决定从军需款项的"羡余"(余额)中拨出八百金作为倡议,并号召"邑中士庶出力以助"。

这一举措激发了民众的热情。

据记载,"一日而得五千金,工以是兴"。

这一日之速,反映的是被洪水长期阻隔的百姓对畅通的朴素渴望,也是一方民众面对公共难题时爆发出的惊人合力。

然而,工程的推进面临着制度性的挑战。

清代地方官制规定"三年一任",但实际上知县的平均任期不足两年,署任、代理知县的任期往往更短。

李锡书在蒲江任上不到一年便调离,未及见虹桥卧波。

这种"流水官印"的现象,本应导致工程中断,但事实并非如此。

工程的接力正是驭虹桥故事的精妙之处。

李锡书离任后,代理知县毛会抡接棒前行;随后张国翰继续督建,直至嘉庆七年在任上病故;黄登陛虽未到任,雷应畅又代理接力;最终由黄郁章在嘉庆八年接过最后一棒,见到的仍是"甃石未竟"的未竟之桥,但他没有犹豫,"趋邑人士之董是役者力成之"。

一任又一任,如执棒奔跑,虽任期短促,却皆"踵踵不辍"。

在流水般更迭的官员身后,一个更稳固的引擎始终运转。

以徐昂、徐赓华、徐际时与赵琚、赵琼等为代表的蒲江本土士绅集团,成为跨越知县任期、确保工程不辍的"压舱石"。

他们如同工程的"董事会",凭借对乡土的深厚认同和组织能力,确保了这一公共工程的连贯推进。

驭虹桥最终在嘉庆八年竣工。

两通古碑见证了这段历史:南头的《驭虹桥记》碑由黄郁章撰写,北岸的纪事碑文出自李锡书之手。

一南一北,一始一终,隔水相望,默默共述着同一段往事。

这两通碑文不仅记录了工程的完成,更记录了官民合力、接力奋进的精神内核。

从治理的角度看,驭虹桥的建成过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问题的解决需要官员的担当精神和对民众疾苦的真切关怀;其次,公共事务的推进需要官民的有效互动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再次,长期工程的完成需要制度化的接力机制和社会精英的持续投入;最后,乡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和协调作用。

三百多年来,驭虹桥依然屹立,见证了蒲江的沧桑变迁。

它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部关于治理智慧的历史文献。

驭虹桥的每一块条石都镌刻着跨越时空的答案:当官员的任期以月计,百姓的需求却以百年计;当洪水的冲刷周而复始,文明的传承始终向前。

这座石桥最坚固的桥墩,或许正是那些未曾被碑文记载的、无数蒲江百姓肩扛手砌的晨昏。

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仍需传承这种"官民共治"的朴素智慧,让历史的虹桥永远飞架于时代长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