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小企业账款回收难、融资成本高、纠纷增量与结构性风险交织，是当前市场主体普遍面临的现实压力。
一方面，部分交易链条长、结算周期拖延，企业应收账款占用资金，影响工资发放、原材料采购与再投资；另一方面，公司治理不规范、股东与管理层矛盾、家族企业内部纠纷等问题抬头，叠加金融、保险、证券等领域纠纷增长，对稳定预期与交易安全提出更高要求。
与此同时，破产退出机制在部分地区仍需更顺畅运行，以更好实现“应退尽退、应救尽救”。
原因——从宏观层面看，经济结构调整与行业景气分化使合同履约风险上升，企业现金流波动加大；从微观层面看，部分企业合同管理、信用评估与风控能力不足，遇到违约后维权成本高、周期长；在公司治理方面，股权结构不合理、决策机制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充分，容易引发“连环诉讼”和公司僵局；在金融领域，新业态新工具加速发展，交易结构更复杂，争议类型更为多样，需要更专业的司法规则供给与审判能力支撑。
影响——最高法通报显示，司法供给对稳定交易预期、降低制度性成本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679.1万件、审结653.6万件，分别同比增长22.0%和18.9%。
在解纷方式上，案件调解撤诉率为42.33%，体现多元解纷与诉源治理持续推进；一审上诉率2.88%，同比下降19.5%，申诉申请再审率0.46%，同比下降37%，反映裁判公信与当事人服判息诉水平有所提升；申请执行率38.58%，同比下降8.56%，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纠纷在诉前诉中得到更有效化解。
更为直接的是，全国法院通过审判执行帮助中小企业收回账款19亿元，为企业缓解资金链紧张、稳定经营活动提供了及时支持。
对策——围绕“稳预期、强保护、促规范”，人民法院在公司、合同等纠纷审判中，依法服务国资国企改革，并围绕民营经济发展完善司法保障，强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司法层面通过依法确认非典型担保法律效力等举措，支持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增强市场交易的可预期性与可执行性。
公司治理方面，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公司类纠纷一审案件17.53万件，同比上升51.07%。
各级法院通过源头治理“连环诉讼”、妥善化解家族企业内部纠纷、实质性破解公司僵局、规范股东与管理层行为等方式，引导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以规则促治理、以治理促发展”。
在金融审判领域，全国法院审结金融类案件270.7万件，同比增长1.7%。
以金融法院、金融法庭及各地金融审判专门团队为牵引，司法机关更加注重对金融市场参与各方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提升金融交易安全与风险定价的稳定性。
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方向，各地探索形成一批具有针对性的司法保障实践。
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保险纠纷受理39.2万件，同比增长21.3%，通过多元化解纷、发布示范判决等方式，促进规则统一与纠纷高效化解。
资本市场方面，证券纠纷受理2.7万件，同比增长63.6%，投资者司法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有助于维护市场信心与资本市场健康生态。
破产审判则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出清”和“救治”双重功能。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审查案件44936件，同比增长7.31%；受理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3.69万件，同比增长18.00%，审结3.19万件，同比增长5.07%。
通过破产审判累计化解债务约4万亿元、盘活存量资产1.16万亿元、稳住就业岗位超12万个。
这些数据表明，破产机制正在更深地嵌入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有助于推动要素顺畅流动、促进产业升级与风险出清。
前景——最高法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完善民营企业治理结构调研指导，进一步做实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加快出台新公司法配套司法解释，加强各类市场主体纠纷案件司法研究和审判指导；围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制定民事赔偿司法解释，并研究私募基金、虚拟货币等新型金融案件应对举措，完善金融司法保障体系；稳慎处置重点领域重大风险，继续推进破产法庭设立与机制完善，做好破产法修订配套司法准备；同时强化司法协同治理，做实多元实质解纷，从源头预防和化解民商事矛盾纠纷。
可以预期，随着规则供给更完备、专业化审判能力更强化、协同治理更深入，司法将更有效发挥“稳定器”和“护航者”作用，推动形成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从账款追讨到企业治理，从金融风险防控到破产重整，司法系统正以更主动的姿态深度参与经济治理。
这种转变既体现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成果，也预示着司法权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将承担更重要的使命。
当19亿元资金重新注入实体经济血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司法改革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