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高密度开发的背景下，超大城市生态修复面临双重压力：一上，废弃采石场、边坡裸露、矿坑淤积等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城市安全与生态的薄弱环节，雨季易引发水土流失、滑坡塌方等风险，影响周边道路、居民与产业空间；另一方面，新增绿地空间紧缺，生态资源供给与城市发展需求矛盾突出。如何土地、资金等要素约束下实现修复提速、成本可控、效益可见，成为城市治理中的关键课题。 原因—— 从形成机理看，部分生态“欠账”源于早期粗放开发与资源开采，治理投入大、周期长，责任边界也较复杂。传统修复多依赖财政单向投入、工程清运处置，土石方往往被当作“废料”，不仅增加运输和处置成本，也容易出现多单位交叉施工、工期被动拉长等问题。另外，城市产业升级对土地平整、空间整合提出更高要求，若修复与开发分开推进，既难形成资金闭环，也不利于修复成果的长期管护与利用。 影响—— 生态修复推进缓慢，风险累积会直接削弱城市安全韧性；若只追求工程“见绿”而缺少与城市功能统筹，可能造成资源浪费、效果反复。反之，若将修复与城市更新、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供给统筹考虑，不仅能修复生态系统、提升景观品质，还能释放土地潜力，带动就业与产业承载能力提升，形成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协同的综合回报。 对策—— 深圳的探索，关键在于以制度和机制创新推动要素重组，让修复从“单向投入”转向“可循环”。 一是以市场化方式激活“废料”属性转变，把资源变资金、再反哺修复。在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石场整治中，针对陡峭边坡采取削坡放缓、分级加固等工程措施，施工产生大量土石方。以往外运处置成本高，也意味着资源价值流失。当地在对应的政策思路启发下，将土石方按资源进行专业勘查评估、定价入市，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实现竞价交易，所得资金用于支持属地生态修复与治理投入。通过“资源化处置—公开交易—收益反哺”，既降低财政压力，也增强项目推进的可持续性与透明度。 二是以“矿地统筹”打通修复与开发环节，减少重复施工和协调成本。对于兼具生态修复需求与产业用地开发条件的地块，宝安区将石料资源处置与土地平整任务捆绑，由中标企业一体化实施：在依法合规开采利用资源的同时，按标准完成土地平整、场地整理等工作。该模式把原本需要政府一次性投入、且多方交叉作业的流程，转化为“企业实施—政府监管—成果交付”的统筹路径。低价值石料就地回填矿坑、减少外运，既降低处置成本，也压缩工期，有助于加快修复进度、提升整体效率。 三是将生态修复融入城市空间品质提升，增强群众获得感。修复完成后，山体复绿与周边公园空间联通，景观与功能同步提升，实现从“隐患点”到“城市风景线”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修复不止于“工程完工”，而是与公共空间、产业空间的后续使用衔接，推动生态价值长期释放。 四是以系统治理理念推进都市田园与现代城区相融，拓展生态产品供给。在光明区，城市核心区仍保留一定规模的基本农田。过去散户耕作、灌溉粗放与地下水无序取用，使农田在景观与生态功能上难以适配快速城市化。当地自2018年起通过土地规整与规模化经营，开展沟渠整治、道路连通、灌溉升级、田埂景观优化等综合改造，将零散地块整合为连片田园，并引导形成可体验、可参与的城市近郊生态空间。由此，农田不再是与城市割裂的“补丁”，而成为兼具生态涵养、科普休闲、农业生产与城市景观的复合空间，也为超大城市提升绿色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前景—— 面向未来，超大城市生态治理需要从“单点修复”走向“系统更新”，从“工程思维”转向“治理思维”。一上，市场化机制、资源化处置、“矿地统筹”等做法，为解决修复资金来源、提升项目效率提供了可落地的路径，但前提是依法合规、生态优先、全过程监管，确保资源开发强度、修复标准与安全底线不被突破。另一方面，生态修复与产业导入、公共服务、社区参与的协同将更加关键：既要让修复成果看得见，也要管得住、用得好，形成可持续的管护机制与社会共治格局。随着城市更新进入存量时代，类似探索有望在更多历史遗留地块治理、海岸带修复、城市绿地连通等领域延伸，为建设宜居、韧性、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支撑。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从“城市伤疤”到“绿色资产”，深圳的实践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综合治理阶段的当下，这种兼顾保护与利用、衔接当下与长远的制度创新，正在重塑超大城市的治理路径，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感可见的绿色样本。当更多城市学会用市场机制撬动生态治理，美丽中国的底色将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