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张懿宸建议深化并购基金参与资本市场改革 推动产业整合与消费提振协同发力

问题——资本循环承压与服务消费偏弱并存,亟需以制度供给激发市场活力。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围绕高质量发展与内需主导的政策取向,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服务产业升级、服务消费如何尽快回暖,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张懿宸调研与履职中指出,一上,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整合、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另一方面,餐饮等服务消费领域仍面临较大经营压力——若修复不及预期——可能影响就业稳定和消费信心。 原因——并购基金优势未充分释放,餐饮行业受需求与成本双重挤压。 并购重组上,张懿宸认为,私募股权并购基金具备“资产质量较高、治理结构相对完善、专业化整合能力较强”等特征,能够为上市公司外延式发展提供优质标的与产业协同资源。同时,当前私募股权基金存量规模较大,行业正迎来集中退出窗口,优质资产供给与上市公司并购需求一定程度上具有匹配基础。 但现实中,并购基金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仍存在掣肘:基金期限与退出安排具有刚性约束,部分资金偏好短期回报;并购交易中的业绩承诺与风险分担机制在不同主体间难以完全对齐;叠加审查规则、同业竞争等合规问题,交易周期拉长、成本抬升,影响并购效率与确定性。 在餐饮消费上,张懿宸指出,餐饮业链条长、带动就业强,上游连接农产品供给与乡村产业,下游关联商圈客流与居民服务消费。2025年行业收入出现下滑,反映出居民消费意愿、到店场景修复、经营成本与同质化竞争等因素叠加影响。部分企业租金、人力、原材料及营销投入上承压,价格战加剧又深入压缩利润空间,导致行业信心与投资意愿不足。 影响——稳增长、稳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关键环节需要更有力支撑。 张懿宸认为,做强并购重组不仅关系到上市公司质量提升,也关系到产业集中度优化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若并购基金优势难以发挥,优质资产退出不畅可能积累压力,影响资本循环效率与投资再投入节奏。 餐饮消费若持续偏弱,影响的不只是行业本身,还可能通过就业、商圈活力、商业地产运营、农产品流通等形成连锁效应,不利于扩大内需和稳定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将“坚持内需主导”置于重要位置,并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作出部署,餐饮作为典型服务消费场景,需要更精准的政策协同与更稳定的市场环境。 对策——以制度完善与精准政策发力,形成“资本活水”与“消费回暖”合力。 围绕并购基金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张懿宸提出: 一是进一步释放鼓励信号,支持持有优质产业资源、具备整合能力的并购基金与产业链上下游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合作,引导资源向优质企业和优势产业集中。 二是正视并购基金合理退出诉求,避免将退出需求与长期资本属性简单对立。完善并推广S基金、接续基金等市场化工具,畅通“退出—再投资”循环,并鼓励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依法合规参与,为并购交易提供更稳定资金来源。 三是引导并购基金更多投向零售、供应链、现代服务业等具备规模效应、整合空间大、上下游升级需求迫切的领域,通过并购重组推动降本增效与结构优化。 四是改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政策体系,针对穿透审查、同业竞争等常见难题,借鉴成熟市场的风险识别与分层管理思路,在守住风险底线前提下提升审核效率与规则透明度,增强交易可预期性。 围绕提振餐饮消费,张懿宸建议在既有促消费框架下改进政策工具箱,并适度向就业带动强、产业链影响大的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倾斜,增强政策落地的带动效应。具体包括: 一是研究将餐饮行业纳入对应的促消费政策支持范围,支持企业设备更新、门店改造与数字化升级,提升服务质量与运营效率。 二是出台鼓励到店餐饮消费的专项举措,通过场景培育、商圈联动、文旅融合等方式扩大有效客流,促进服务消费回补。 三是奖惩并举推进“反内卷”治理,完善行业秩序与公平竞争环境,遏制恶性价格战,引导企业回归以品质、效率和创新取胜。 四是支持绿色创新与节能降耗,推动供应链优化、减少浪费和标准化管理,帮助企业稳住成本端、提高盈利韧性。 前景——以并购重组提升产业效率,以服务消费夯实内需基础。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高质量发展推进,资本市场在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中的功能将进一步凸显,并购重组有望在产业链整合、强链补链、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发挥更大作用。若退出与接续机制更加完善、长期资金参与度提升,并购基金将更有条件在并购整合、公司治理与价值提升中发挥专业优势。 同时,餐饮消费兼具高频与就业承载特征,在“内需主导”政策取向下,若相关政策形成合力、经营预期改善,行业有望加快走出调整期,并通过带动商圈活力和服务业供给优化,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这些建议既直面当前经济运行的堵点,又着眼于长效机制建设,反映了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的结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资本市场的活力精准导入实体经济,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中长期结构优化,将成为检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这些建言为即将召开的两会提供了务实参考,更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规模驱动向效能驱动的深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