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为不诚实诉讼提供了新的"工具"。
最近发生在各地法院的几起案件，深刻反映了这一现象。
湖北孝感大悟法院审理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原告代理人董某向法院提交了作为证据的水电表照片，但照片右下角清晰显示"豆包AI生成"的水印。
这一明显的标记让人工智能伪造证据的行为暴露无遗。
类似案例并非孤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收到一份上诉状，其中引用了声称"2025年3月颁布"的《关于审理社会保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经核查该司法解释纯属虚构。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也披露过律师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号均为人工智能杜撰生成。
这些事件背后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大幅降低，使得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当事人甚至部分法律工作者，都可能被人工智能的"幻觉"现象所迷惑。
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时往往言之凿凿，但实际上存在严重的虚构成分。
这种"深度伪造"能力，加上用户的信任心理，形成了对司法程序的潜在威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工智能伪造证据和虚构法条的现象频繁出现，但这些行为并未对最终的司法裁判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
这得益于法院建立的严格的证据质证和法律核查机制。
在董某案件中，即使水印被去除，法官仍通过反复询问，发现了当事人陈述的前后矛盾，最终查明了案件事实。
这说明法院多层次的审查程序形成了有效的防火墙。
需要指出的是，用人工智能伪造证据本质上是传统造假行为的新变种。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显示，被告使用软件对银行转账流水进行篡改，这与利用图像处理软件造假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只要法院严格依照司法程序进行审理，想通过人工智能欺骗法院进而影响判决结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人工智能"入侵"司法掉以轻心。
一方面，识别高精度伪造需要消耗法官大量精力，显著增加了司法成本。
另一方面，当司法判决结果与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不同时，一些败诉当事人倾向于相信人工智能，这可能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损害。
这种心理上的冲击，在长期来看具有隐蔽性和危害性。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正当应用也不容忽视。
全国律师协会的业务交流显示，越来越多律师事务所引入人工智能应用产品，搭建智能法律服务平台，实现案件管理、文档检索自动化，使律师能够从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案件分析和法律论证。
这充分体现了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工智能的态度问题。
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本身并无过错，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对人工智能的迷信心理。
这种迷信可能导致当事人不加甄别地接受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从而做出错误决策。
无论在司法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需要保持理性的认识：人工智能虽然功能强大，但并非完美无缺，其生成的内容需要经过严格的核实和验证。
当技术革新与司法严谨性产生碰撞，这场关乎公平正义的"攻防战"实际上检验着社会治理的成色。
在人工智能浪潮不可逆转的今天，唯有建立技术理性、法律智慧与职业伦理的三重防线，方能在拥抱进步的同时，守护好司法这道社会公平的最后屏障。
历史将证明，真正的科技赋能，从来不是对工具的简单崇拜，而是人类文明驾驭技术、服务正义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