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品呈现：在两种空间的张力中审视人性 近期，刊载于《野草》2024年第六期并转载于《中篇小说选刊》同年第六期的中篇小说《荒野》，引发文学界青年评论者的广泛关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级孙绍振班学生陈怡颖撰文指出，穆萨在这部作品中构建了城市与荒野两个对立的叙事空间，借助人物在不同空间中截然相异的行为表现，完成了一次对人性善恶机制的深刻文学勘探。 小说以主人公森鹿与妻子的徒步对话为叙事入口，通过回忆与还原，逐层揭开八年前一场山间死亡事故的真相。周秦因爱欲驱使，在荒野中杀害了同伴范一舟，此后数年间在道德煎熬与精神幻觉中艰难度日。这个故事框架看似简单，实则承载了作者对人类行为动机与社会规范之间深层矛盾的系统性思考。 二、理论支撑：荀子性恶论的当代文学映照 陈怡颖在评论中援引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一经典命题，作为解读《荒野》的核心理论依据。她认为，人性中天然存在的恶劣倾向并非后天习得，而是被社会教化长期压制与遮蔽的原始本能。所谓道德与善良，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规范赋予个体的行为面具，而非人性的自然流露。 这一判断并非悲观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对人类文明运作机制的冷静审视。社会教化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制度、伦理与文化的多重约束，将人性中的破坏性力量纳入可控轨道。一旦这套约束机制因空间转换而失效，潜藏于文明外衣之下的原始冲动便可能以难以预料的方式重新浮现。 三、空间机制：荒野如何解除道德的约束效力 评论的核心论点在于，《荒野》中的山谷徒步并非单纯的自然体验，而是一次对社会教化约束力的主动脱离。当一群城市人进入鲜有人迹的荒蛮之地，原本规范其行为的道德法律体系随之退场，欲望与自私得以突破禁锢，成为支配行动的主导力量。 陈怡颖指出，范一舟之死是这一机制运作的极端结果。周秦对舒影的爱欲幻想在荒野空间中失去了道德层面的有效制约，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而悬崖下蒸腾的血腥气息，反而唤回了众人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促使他们迫切渴望重返社会秩序的庇护。这一细节揭示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正是对死亡的动物性恐惧，而非道德理性，将人们重新拉回了文明的轨道。 四、回归困境：城市空间中无法完成的自我修复 小说更为深刻之处，在于对周秦回归城市后精神状态的细腻刻画。陈怡颖分析认为，城市空间不支持人性阴暗面的过分表达，周秦在荒野中打碎的道德面具，在回归社会后必须重新拼合。然而，这种修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重建，而是一种被迫的、充满痛苦的自我伪装过程。 周秦以极度敬畏生命的方式进行赎罪，连蚊虫都不敢伤害，表面上达到了世俗意义上的道德高尚，实则是将正常的人性本能压抑至另一个极端。这种扭曲的高尚性，既是对自身罪行的遮蔽，也是比身体监禁更为严酷的精神惩罚。评论者由此得出结论：荒野释放了动物性，而城市则要求对动物性实施永久遮蔽，两种空间的交替作用，共同构成了人性在善恶之间无休止摆荡的完整图景。 五、文本价值：普适空间建构与作家风格延伸 从创作层面看，陈怡颖注意到穆萨在空间设定上的刻意处理。小说虽将故事背景置于湘西森林，但并未着力呈现湘西的地域特色，这片荒野更多是一个抽象化的符号，代指一切远离社会教化的蛮荒之地。这种去具体化的空间处理，带来了作品更为宽广的普适意义，使其对人性的探讨超越了特定地域与时代的局限。 与穆萨此前作品《洄游》相比，《荒野》延续了以空间转化探讨人生价值观的叙事策略，但情感基调截然不同。《洄游》中由城市回归乡间带有闲适与希冀的色彩，而《荒野》中人物从山间返回城市时，却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与疯癫。这一对比表明，穆萨正在以一贯轻盈的叙事语言，持续深化对人性复杂性的文学审判，逐步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本宇宙。
从荒野到城市的来回——不只是地理位移——更像一次对人性"遮蔽机制"的压力测试。《荒野》所引发的讨论提醒人们：文明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制度、教化与自我约束的合力中被艰难维系。当遮蔽被掀开，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谁更"坏"，而是我们如何让规则更稳固、让敬畏更有边界、让人在复杂处境中仍能守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