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肝癌隐匿性强，确诊时常已偏晚。临床上，不少患者出现明显不适再就医，往往已错过以手术为主的最佳治疗窗口。同样的家族背景、相近的生活环境，却可能因是否筛查而出现截然不同的预后。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一位医生在病房随口的一句“家里有人患肝癌，你也做个筛查”，让一名中年患者在肿瘤尚处早期阶段被发现并完成手术治疗；而其亲属因发现较晚，最终未能挽回。对高危人群而言，筛查并非“可做可不做”，而是争取生存时间的重要关口。 原因：肝癌风险由多重因素叠加构成，遗传只是其中一环。广西肿瘤防治研究对应的专家指出，肿瘤发生通常与遗传、环境、饮食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相关。对肝癌而言，乙肝病毒持续感染、肝硬化等基础肝病会显著抬升风险；同时，长期摄入霉变食物可能带来的黄曲霉毒素暴露、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慢性肝损伤，以及部分地区存在的淡水鱼生食习惯引发肝吸虫感染等，都可能在长期刺激下推动肝细胞异常增殖。更值得警惕的是，早期肝癌症状不典型，公众对“无症状也要查”的认识不足，导致高危人群漏筛、断筛较为常见。 影响：筛查缺位直接影响诊疗策略与生存结局。肝癌若在早期发现，常有机会通过手术切除、消融等手段获得较好疗效，并可配合随访管理降低复发风险；一旦进入中晚期，治疗更多依赖综合手段，疗程更长、费用更高、生活质量影响更大。对家庭而言，肝癌带来的不仅是医疗负担，更可能造成劳动力损失与长期照护压力；对公共卫生体系而言，晚期患者集中就诊会加重诊疗资源紧张，增加整体防治成本。由此可见，把筛查端口前移，是降低死亡率与疾病负担的重要抓手。 对策：推动“426”早筛路径制度化、日常化。所谓“426”，核心是将早筛拆解为可执行的周期性行动：第一，“4类高危人群”要尽早纳入管理，主要包括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肝硬化患者、一级亲属中有肝癌病例者，以及长期食用淡水鱼生食、需警惕肝吸虫感染的人群。第二，“2项核心检查”要形成组合：血清甲胎蛋白（AFP）检测与肝脏B超检查相互补充，有助于提高早期发现线索的概率。第三，“6个月一次随访”要坚持不断档，建议以半年为周期形成固定提醒机制，避免“想起来才查、忙起来就停”。专家同时建议，高危人群在坚持筛查的基础上，还需将风险管理落细到生活场景：关注饮用水安全与食品储存条件，坚决避免食用霉变花生、玉米、坚果等；控制饮酒量，减少对肝脏持续性损害；对淡水鱼生食保持警惕，减少寄生虫感染风险；已确诊乙肝者应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规范随访与治疗。 前景：从“被动就医”转向“主动防控”，关键在于基层动员与长期管理能力建设。业内人士认为，未来肝癌防治应更强化对高危人群的分层管理与随访衔接，推动体检机构与专科医院信息互通，提升筛查可及性与连续性；同时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对乙肝、肝硬化与肝癌关联的认知，形成“发现风险—及时筛查—规范随访—早诊早治”的闭环。随着筛查意识提升与规范化管理推进，肝癌的早诊率有望进一步提高，更多患者可在可治阶段获得干预机会。
肝癌防治重在抢占先机。高危人群应将筛查变为习惯，坚持定期检查、及时就医、调整生活方式。"426"策略的实施有望帮助更多患者在早期阶段得到有效治疗，真正实现肝癌可防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