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上海，虽然国家动荡不安，大先生鲁迅收到了许广平的第一封信。许广平自称“一个受教的小学生”，在信中感叹苦闷之果是最难品尝的。当时的苦闷并非儿女情长，而是五四以后青年处境的恶化。这封信把两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期间女师大风波、五卅惨案接连发生。面对愤怒的女学生质问，鲁迅给出了坚毅的回答：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那时鲁迅44岁，许广平27岁。两人相差17岁的年纪并没有阻挡他们的爱情。鲁迅在写下《摩罗诗力说》的时候和许广平的年纪相仿。他赞美了雪莱、拜伦、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这些“疯诗人”的创造力和战斗精神。这种摩罗诗力影响了年轻一代，他们燃烧自己发光发热，直到成为“唯一的光”。 这种斗争成为了鲁迅的一种使命和生活方式。在旧式婚姻中自我献祭，他孤独却也感到完整。那个时候他正以《过客》中冷眼旁观世间故事，思考人是为什么而活。他点燃一支烟，行走着思考人生。 一个黑夜行走着一位过客，仿佛在等待戈多般虚无。那位行者拒绝女孩递来的纱布，他对好意难以感激，拒绝羁绊于善意。 然而他们相遇了。在革命时代背景下，两人以书信交流彼此的思想和感受。这个世界充满着不是情歌的情歌和不是情书的情书。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在古希腊时代个体命运就无法脱离时代与秩序，更何况革命年代政治无差别地触及每个人。 鲁迅把许广平看作自己受教的学生一样尊敬着她。许广平给鲁迅带来了温暖与安慰。两人在通信中也有了善意的玩笑、生活的尘埃。在“火与剑”的世界中有了屋顶天花板的谜题。 这次革命时期爱人同志的故事给鲁迅带来了温暖与安慰。 即使是在革命者面前谈论爱情也变得平常起来。革命者之间彼此投影出更完整的自我。 鲁迅开始反思自己的爱情：“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看清言行思想内幕后他才相信自己也值得爱一个人。他开始装作浪漫地发誓“目不斜视”，睹物思人。 这种爱中充满战斗炽热与坚定：“我昨夜睡得很好……今天仍在做生活是织小毛绒背心快成功了。” 他们无需提及海誓山盟就能感受到彼此在场：“能自爱才能爱人”，这成为了许广平叮嘱大先生的话。 在那个革命时代彼此存在和信任多么可贵啊！在那段黑暗岁月中他们拥有幻想权利：“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