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中国云南的河边村出发，跨越山海来到了印尼的爪哇农村，想要看看两个国家在减贫上有什么不一样。西爪哇省是印尼的人口大省，经济总量很高，可这里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去年12月，《贫困的终结》这本书在雅加达发布，我在发布会上给大家讲了咱们为啥要把这本关于中国减贫的书拿到印尼来。不过真正让我明白这本书多有用的，是我在爪哇农村做的田野调查。 我去了塞图村，这里在茂物县，离县城大概有60公里远。从城市出发要颠簸两个多小时才能到。第一天进村，我就见到了德莎村长，她是位50多岁的本地大姐。村里主要靠种地过日子，每家每户有半到一公顷地，种水稻、木薯还有点经济作物。可收成真的不多，水稻一年种两季，一季一公顷只能收4吨。当时大米的价格是每公斤4000印尼盾（1元人民币等于2450印尼盾），这么算下来，一公顷地一年毛收入才3200万印尼盾。把种子、化肥、农药这些成本扣掉后，一家四口全年净收入不到2000万印尼盾，人均一个月还不到200元人民币。日子过得特别紧巴，主食就是大米和木薯。 塞图村最穷的地方在于基础设施太差。村里全是土路，一下雨就变成泥潭，车根本开不进来。农产品只能靠摩托车运到主路上再卖，不仅损耗大运费也高。村里连个收购站都没有，农民只能卖给流动小贩，价格压得很低。灌溉设施也没修好，田里全靠老天爷吃饭。我问德莎为啥不修灌溉渠，她苦笑着说：“政府说要修可没钱。”村里连修条渠道的材料费都得花几亿盾呢。医疗条件也很糟糕，卫生站就是接生的地方。 我在塞图村住了一阵子后发现这里跟李小云教授在云南河边村做的扶贫实验很像：位置偏、路不通、产业单一、服务少。我给村民讲中国怎么做扶贫时，他们听得可认真了。德莎对精准识别这个理念很感兴趣；有个年轻人说想发展旅游但没钱修路；还有不少人觉得现在的扶贫项目就是撒胡椒面一样分钱分物。 这次实地走访让我感受到减贫不只是经济问题。它还牵扯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好多方面。这就需要政府下定决心、制度保障、资源投入、基层去执行才行。我想咱们中国的经验能给印尼一些参考吧，但不能照搬照抄。毕竟印尼有自己的国情特点。 不过呢印尼在社区参与和动员非政府组织这块做得也不错呀！这方面咱们中国也能好好学习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