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因共同饮酒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尘埃落定；这个案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触及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在日常社交活动中，共同饮酒者之间究竟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事件发生在2025年2月15日。男子刘某在收工后先后参加了两场饮酒聚餐。下午时分，他在王某家中与宁某、王某三人共饮米酒约3杯。随后，曾某邀请刘某前往廖某家继续饮酒，宁某、王某也随同前往。到达廖某家时，现场已有廖某、杨某、杨某某、曾某、聂某等五人。宁某、王某在逗留数分钟后离开，刘某则继续留下饮酒。整个过程中，刘某与同桌人员自愿饮酒，无人进行劝酒、罚酒或敬酒。随着时间推移，刘某的意识逐渐模糊。当天18时左右，廖某发现刘某已经醉酒，随即叫来刘某之子及其同学，将刘某抬回家中。19时左右，刘某妻子下班回家，20时许发现刘某异常并拨打120急救。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刘某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刘某符合因乙醇中毒导致死亡的特征，死因系大量饮酒导致的急性重度酒精中毒。 刘某的死亡给家属带来了巨大打击。经调查，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常有饮酒、醉酒情况，但这并未改变家属的态度。刘某的妻儿认为，刘某的死亡与廖某、曾某等人共同饮酒有关联，遂将参加两场饮酒聚餐的七名人员诉至象山区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56万余元。 这个案件的核心在于如何界定共同饮酒者的法律责任。象山区法院在审理中明确指出，虽然共同饮酒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活动属于情谊行为，其本身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共饮者可以完全不负责任。法院认为，共饮者之间存在相互提醒、劝阻过量饮酒的注意义务，以及在共同饮酒人处于醉酒或其他危险状态时，及时采取救护、通知、照顾、送医等合理措施的救助义务。若未尽上述义务导致损害后果，同饮者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法院对案件中的各方责任进行了逐一厘清。首先，宁某、王某与刘某虽在王某家有共同饮酒行为，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对刘某后续前往廖某家饮酒存在劝酒、放任饮酒风险扩大等过错行为。他们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其次，杨某、杨某某、聂某等人虽同桌饮酒，但属自饮自酌，既无共同饮酒也无强迫或劝酒行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或危险行为，不应承担责任。 关于廖某的责任，法院认为，虽然第二场酒局在廖某家中进行，但廖某既不是案涉饮酒活动的邀约者，也没有与刘某共同饮酒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廖某在发现刘某醉酒后积极采取了将其送回家中的措施，已经尽到了其能力范围内的合理注意义务。因此，廖某对刘某的死亡不承担责任。 曾某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邀约刘某参与后续饮酒的主体，曾某应当知晓刘某此前已有饮酒行为，然而，曾某未对刘某进行任何关于节制饮酒的有效提醒，未尽到同饮者之间相互提醒的基本义务。更为关键的是，曾某作为同饮者，在发现刘某在廖某家饮酒过程中逐渐陷入醉酒状态时，未对其妥善安置也未实施合理的救助行为，存在明显的疏忽过错。法院酌情判决曾某承担5%的责任。 法院同时指出，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自身健康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人，应当预见过量饮酒的危险。然而，事发当日，刘某连续参与两次饮酒且毫无节制，对自身死亡负主要责任。这个认定反映了法律对个人自我保护责任的强调。 最终，象山区法院按5%的责任比例判决被告曾某赔偿死者刘某妻儿各项经济损失，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裁判后，刘某家属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案件得以最终确定。
一杯酒里既有情分，也有底线。共同饮酒不必然通向责任，但对风险的忽视往往会让遗憾发生得猝不及防。尊重生命、敬畏规则，从不劝酒到会劝止，从送回家到送到位，把必要的提醒与救助落到实处，才能让聚会回归温暖与克制，让人情往来不再以生命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