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产业链低碳约束下加速重构，能源结构与制造方式成为竞争新变量。随着各国碳排放约束趋严、跨国企业推进“净零”承诺，如何以稳定、可负担的绿色电力支撑制造业运行，已成为跨国公司布局的重要考量。库克在论坛上披露苹果在华生产“九成以上由清洁能源供电”、供应商“2030年实现100%可再生电力”的进展，体现出跨国企业在华推进绿色供应链的现实路径，也把中国能源转型的阶段性成效置于聚光灯下。 原因：一是可再生能源体系快速壮大，为绿电供给打下基础。“十四五”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和增速处于世界前列，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持续提升，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明显提高。二是新能源产业链完整、技术迭代快，降低了绿色转型成本。中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与配套体系，光伏、风电、新型储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与规模化应用，使得企业在采购绿电、建设分布式能源、开展节能改造各上具备更可行的方案。三是政策体系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增强绿色电力可获得性。随着绿色电力交易、能耗与碳排放管理等制度逐步完善，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取绿电、锁定长期供电安排的渠道更加多元，有助于跨国公司将减排目标嵌入采购与生产管理流程。 影响：首先，外资企业绿色承诺的落地，有助于稳定预期、增强产业链韧性。对电子信息等外向型产业而言，绿色电力使用比例提升，既可降低应对国际绿色规则的合规风险，也有利于提升产品全球市场的认可度。其次，绿色供应链将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快改造升级。头部企业提出更高的能源与碳标准，往往会通过订单、审核和技术协同传导至零部件、材料、物流等环节，促使更多企业加快节能降耗、工艺优化和管理数字化。再次，中国绿色转型的外溢效应持续扩大。中国在风电、光伏等产品出口上形成的规模优势，正为更多国家提供可负担的清洁能源装备与解决方案，为全球减排目标贡献现实增量。 对策：面向更高水平的绿色转型需求，需要“供给更稳、消纳更强、机制更活”上持续用力。一是强化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提升新能源并网与消纳水平。围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协调电网升级、跨区输电通道、灵活性电源与新型储能应用，增强可再生能源在不同场景下的稳定供给能力。二是完善绿色电力交易与认证体系，降低企业获取绿电的制度性成本。推动绿电交易规则、绿色电力证书衔接与核算方法的透明化、标准化，提升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参与的便利度。三是支持制造业开展低碳技术改造与管理升级。鼓励龙头企业与供应链伙伴在节能设备更新、工艺优化、余热回收、智能能管等上开展协同改造，推动绿色金融更精准地服务实体经济减碳。四是进行国际规则对接与合作，增强绿色供应链的全球互认与协同。围绕碳核算、产品环境足迹等关键领域，加强标准研究、信息披露与第三方核证能力建设，为企业“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提供稳定预期。 前景：随着“十五五”有关目标逐步明确，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等任务将继续牵引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绿电供给能力、储能规模化应用、终端电气化水平和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将同步推进，绿色技术、绿色能源与绿色金融协同效应有望更充分释放。对跨国企业而言，中国新能源供给、产业配套和市场规模上的综合优势，将继续为其实现全球减排目标提供重要支撑；对中国而言，绿色转型将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也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
库克口中的“90%”，既是企业自身转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能源转型从规模扩张迈向系统成熟的现实进展；面向未来，持续提升绿电供给质量、完善市场机制与规则衔接，将使“绿色”不仅成为发展的底色，也成为高水平开放的成色；当更多供应链把可再生电力变为“通用语言”，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也将获得更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