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紫芝还有惠洪、张戒这些宋代的文人们都聊起过诗写得好不好，他们对白居易和杜甫的评价大相径庭。张戒觉得白居易的写法太直白，甚至说他“艳而俗”，反倒是杜甫的诗含蓄得好。周紫芝也吐槽白居易的那句“梨花一枝春带雨”太俗气，只有苏轼拿来填词才显得有意思。苏轼更是直接给他们的风格起了个名字叫“元轻白俗”。 白居易自己也不讳言追求浅显易懂，他作诗的时候会念给老太太听，听不懂就改。北宋的惠洪在《冷斋夜话》里也记载了这段轶事，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但确实能看出他是以“顺”为目标的。他在《新乐府》的序文里说得很明白，只要能让百姓记住就行。清代的赵翼也给白居易鸣不平，说他的名气大得很快，除了李白就是白居易了。《长恨歌》有声有色、可歌可泣，谁都爱读。 其实“俗”并不是原罪，只是审美不一样。张戒担心《长恨歌》太露骨、没余味；赵翼却称赞它普及得好。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互补。一个给读书人留回味；一个给老百姓增见识。 回到唐朝那段日子，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那天，安禄山的叛军攻破了潼关。六月十三日，玄宗吓得连夜跑了。没过几天长安就沦陷了。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当上了皇帝。这个时候杜甫正带着老婆孩子往白水北边逃。走到陕北鄜州时他听说肃宗已经登基了，就把家小安顿下来，自己孤身一人跑去灵武。 结果半路上被叛军抓住了，硬给带到了长安。因为杜甫只是个八品的小官、又没名气，叛军就没怎么为难他。他在城里还算自由。 这八个月的囚徒生活里他写了四首诗：《春望》《月夜》《哀王孙》《哀江头》。前面两首是写想家；后面两首则是关注战火里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哀王孙》写的是长安陷落一百天之后的事。 杜甫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皇室少年。对方不肯说名字，但杜甫从他的衣着和腰间的玉玦认出了他的身份。玄宗是半夜悄悄跑的，很多王公大臣和公主都来不及跟他走。安禄山进了城下令杀了一百多个皇室子孙。这个少年侥幸活了下来却很狼狈，衣服破烂地在街上讨饭吃。杜甫站了一会儿没敢多问，只提醒他注意身体、说肃宗已经当皇帝了、回纥骑兵也快来了，然后就默默走了。 《哀江头》则是写至德二载春天的事。以前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都爱在城南曲江春游；现在江边的宫殿门锁得紧紧的、垂柳和蒲草也没人看。杜甫以前写过《丽人行》，夸玄宗和杨氏兄妹出去玩的时候排场很大；现在贵妃死了、玄宗也跑远了、只剩花儿开着、水儿流着。 诗里“忆昔”那段话铺陈了霓旌、昭阳、同辇、射云等场景，和白居易《长恨歌》的后半部分差不多一样结构（蘅塘退士），所以成了大家拿来比较的话题。 杜甫写玄宗和贵妃不写他们长得多漂亮、床笫多亲密；他用“同辇随君”“一笑正坠双飞翼”暗示他们很受宠；用“血污游魂归不得”暗指悲剧发生了。整首诗情绪控制得很好，把最大的恨藏进最小的字里让读者自己去想。 白居易则用“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直接画贵妃的美貌；用“缓歌袅舞凝丝竹”写皇帝有多着迷。全诗情节完整、辞藻华丽就像一部加长版的“安史恋”剧本；老奶奶能听懂、小孩子也能唱得出来。 其实“微而婉”遇上“俗”到骨子里这种碰撞早就开始了：早在唐代杜牧就讽刺白诗“纤艳不逞”，把那些不雅的话骂得够呛；苏轼也说“元轻白俗”。 再看杜甫的那些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情绪都很克制；“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把俗套的恨意变成了黍离之悲；“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就像深巷老酒一样越陈越香。 而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天长地久有时尽”，就像街头传单一样瞬间万人空巷。 所以我们不必非要分出谁高谁低：当杜甫把恨压进留白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士大夫的家国愁绪；当白居易把恨铺成长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平民社会的集体记忆——一个像幽兰暗香浮动；一个像牡丹艳压群芳——各自绽放才是盛唐的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