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专业课“只讲知识”与育人目标“同频共振”仍有落差。 在医学类人才培养中，医学微生物学等基础课程知识密度高、理论性强，课堂容易陷入“概念—机制—结论”的单线讲授。学生能够记住传播途径、致病机制和预防要点，却不一定理解公共卫生选择背后的国家需求、风险评估与伦理边界。如何把学科知识讲深讲透，同时让价值引领自然融入，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 原因——公共卫生史本身是最具说服力的教材。 脊髓灰质炎曾长期威胁儿童健康，其防控过程涵盖病原学发现、流行病学调查、疫苗路线选择、组织动员与群体免疫建立等关键环节，既是医学微生物学的“主战场”，也是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缩影。将此历史置于课堂，有助于打通“知识从何而来、为何这样做、怎样做得更好”的逻辑链条，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科学决策的复杂性。 影响——把“知识点”转化为“生长点”，推动课堂从记忆型走向理解型。 教学团队将我国脊灰防控实践浓缩为可讲、可学、可讨论的案例线索，以“方舟苦渡万千甜”为主题，梳理从疫情警报到疫苗普及的关键节点： 一是以公共卫生取向回答“学医学为了谁”。通过回溯科研人员在国家需求面前的职业选择，引导学生理解“个体诊疗”与“群体健康”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公共卫生工作虽“苦而长”，却能以制度化防控惠及更广人群。 二是以疫情冲击强化问题意识。上世纪中期局部地区脊灰暴发造成儿童瘫痪和死亡的现实压力，促使防控从临床救治转向预防为先，也推动对应的疾病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体系。课堂据此引出流行病学监测、风险沟通与应急处置等能力训练。 三是以科学路径选择呈现“最优解”并非唯一解。灭活与减毒两条疫苗路线各有利弊：前者更稳妥但成本高、推广难；后者利于扩大覆盖但存在技术风险与质量控制要求。把这一权衡放入当时国情与资源条件中讨论，有助于学生理解公共卫生决策必须在安全性、可及性、时间窗口与社会承受力之间求解。 四是以艰苦攻关体现科研规律。野外建点、条件简陋、昼夜攻坚等细节，使学生看到科研并非“实验室里的一帆风顺”，而是对组织力、耐力与协作能力的长期考验。 五是以安全验证和伦理讨论引导责任意识。课程在呈现临床试验推进过程时，强调科学审慎、风险控制与制度保障，启发学生思考医学创新必须以生命安全为底线，以规范研究和可追溯管理为支撑。 六是以技术适配回应“最后一公里”。将疫苗制成便于儿童接受、便于基层冷链条件保障的“糖丸”形式，解决了推广中的储运与依从性难题，体现科技创新不仅追求指标领先，更要面向基层可用、群众可及。随后计划免疫制度化推进，直至我国实现消灭脊灰目标，成为公共卫生体系能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对策——构建“课堂—资源—实践”一体化育人链条。 为避免案例教学停留在讲故事层面，课程设置明确的三维目标：在知识层面，系统掌握脊灰病毒传播、致病机制与免疫预防策略；在能力层面，训练以流行病学视角分析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路和方法；在价值层面，涵养科学精神、创新意识与社会担当。此外，学校推动教学延伸至“第二课堂”，通过传记阅读、纪录片观摩、访谈节目研学等方式补足课堂时长限制，并鼓励学生走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了解计划免疫流程，形成“学得懂—说得清—做得到”的闭环。 前景——从一门课到一类课，推动医学人才培养更加面向国家需要。 业内人士认为，把重大公共卫生实践转化为教学资源，有助于提升医学生对“预防为主”方针的理解深度，强化面向基层和面向人群健康的职业认同。随着健康中国建设推进，免疫规划、慢病防控、传染病监测预警等领域对高素质人才需求持续增长。未来，类似课程改革可更引入数据分析、案例推演、跨学科协同与情景模拟，推动课堂从知识传递向能力塑造、价值引领与社会连接并重转变，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储备更坚实的人才力量。
脊灰疫苗的故事之所以能成为医学教育的思政示范，在于它完美诠释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顾方舟和他的团队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科学不是冷冰冰的公式和数据，而是有温度的选择、有担当的坚持。这样的教学实践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使命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当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有机融合，课堂才能真正成为塑造灵魂、启迪智慧的场所，为国家培养更多既有专业素养又有家国担当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