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重启对话之际，“谈什么”成为首要障碍。
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本轮沟通重点应限定在核问题及相关核安排；美国方面则多次释放信号，认为谈判不应止于核议题，还应涉及伊朗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对地区武装力量的支持等安全关切。
议题边界之争，使谈判在起步阶段即承受较大政治压力，也为谈判氛围增添对立色彩。
原因：议题之争背后，是长期矛盾叠加与现实态势变化的共同作用。
一方面，在美国对伊政策叙事中，核活动、导弹能力与地区影响力长期被视为三项核心关切；而伊朗则倾向将核议题视作可谈、可交换的领域，强调自身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反对以更广泛安全议题“打包”谈判。
另一方面，去年6月的“12日战争”被美方视为力量对比出现阶段性变化的重要节点。
美方判断伊朗总体实力及其战略回旋空间受到削弱，从而试图将谈判目标从“核限制”扩展到“能力约束”，提出更高门槛与更广清单。
伊方坚持“只谈核”，本质上是在守住可控议题边界，避免在其关键安全能力与地区影响力问题上被动让步。
影响：议题范围之争直接降低协议落地概率，并可能将谈判推向“先争框架、再谈细节”的拉锯。
尤其在导弹问题上，矛盾更为尖锐。
对伊朗而言，弹道导弹被视为维持威慑与自保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而言，限制伊朗导弹能力被认为是降低地区风险的关键。
这种结构性对立意味着，即便核议题出现技术性空间，导弹与地区安全议题仍可能成为“否决点”，进而拖累整体谈判。
与此同时，谈判一旦受阻，波斯湾及周边地区的风险溢出将更显突出：在高度紧张对峙环境下，误判与擦枪走火的概率上升，能源通道与地区经济预期也将承压。
对策：从现实可行性看，分阶段、分模块的安排更有助于降低博弈成本。
第一，议题设置应以“先易后难”为原则，优先在核领域建立可验证、可执行、可回退的安排，以技术路径带动政治互信。
伊方此前释放的灵活信号——例如考虑由地区国家联合组建核设施生产浓缩铀、或调整浓缩铀丰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替代性方案”提供了想象空间。
第二，美方若坚持“零核能力”等最大化目标，容易形成不可谈的刚性门槛，反而把谈判推向僵局；更务实的做法是把核心关切转化为可核查指标与阶段性目标，通过交换式安排换取持续约束。
第三，地区国家与国际机制可在核查、技术支持与风险管控方面提供辅助平台，推动建立危机沟通渠道，避免在谈判窗口期出现军事与安全层面的升级动作。
前景：本轮阿曼对话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重新接触”本身。
经历战争冲击与持续紧张后，双方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对方底线、意图与政策弹性。
只要谈判进程得以维持，短期内将有助于降低外界对冲突外溢的预期，对波斯湾地区的安全情绪与市场信心均具有降温效应。
但也需看到，若议题范围无法达成最基本共识，谈判很可能陷入“议程之争”并延宕关键技术谈判，甚至因各自国内政治压力与地区盟友立场而反复。
未来一段时间，谈判更可能呈现“有限推进、反复拉锯”的特征：核领域存在局部妥协空间，但能否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安排，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在目标设定与让步节奏上作出调整。
美伊阿曼谈判的启幕反映了中东地缘政治的新变化。
这场谈判既是双方实力对比调整后的战略试探，也是地区局势走向的重要指标。
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解决分歧，对维护中东地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只要谈判持续进行，就为和平解决问题保留了可能性。
国际社会应当鼓励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展现诚意和灵活性，共同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