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一封来自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干部阎锦文的来信送到了邓颖超同志案头。这位67岁的老人曾在国民党军统系统任职。信中,他回忆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冒死营救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的经历,并申请将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追溯到那一天,以此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对历史负责,既要直面问题,也要把握全貌;对关键时刻作出贡献者不忘其功,对触碰底线者严守其戒,在原则与温度之间建立可执行的平衡,既关乎个体命运的公正,也检验国家治理能力与政治文明的成熟度。
1981年秋,一封来自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干部阎锦文的来信送到了邓颖超同志案头。这位67岁的老人曾在国民党军统系统任职。信中,他回忆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冒死营救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的经历,并申请将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追溯到那一天,以此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对历史负责,既要直面问题,也要把握全貌;对关键时刻作出贡献者不忘其功,对触碰底线者严守其戒,在原则与温度之间建立可执行的平衡,既关乎个体命运的公正,也检验国家治理能力与政治文明的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