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圣人，连学习都得找老师，那咱们现代人呢，反而觉得问老师是丢脸的事。咱画一张图，就是支健老师的作品，咱用韩愈的《师说》来聊一聊古代的老师和学习。大家都知道“古之学者必有师”，韩愈一开始就点破了：古代学者身边必定会有老师跟着。这儿说的“师”，不单单是给你讲课的人，还得帮你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道”传下去，把学业教明白，把心里的疑惑解开。人不是一生下来就啥都懂，谁能没个疑问？有了疑问却不去问老师，这疑问一辈子都解决不了。所以说，“道”在哪儿，老师就在哪儿，这是古人最质朴的想法。无论你身份高低、年纪大小，只要“道”存在着，老师就必然跟着存在。 韩愈在感叹呢：“师道已经很久没有人传下来了！”千年前的圣人聪明绝顶，还在虚心向老师求教；而千年后的我们，才疏学浅得很，却觉得向老师学习是一件丢人的事儿。这就造成了“圣越来越圣，愚越来越愚”的局面，时间一长，差距就变成了巨大的鸿沟。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有些家长给自己的孩子挑最好的老师来教；但说到自己身上，却因为怕丢人而不敢张嘴问问题。 那教小孩读书写字、懂些句子停顿的老师，其实不算真正的老师。韩愈眼中的真老师得是能传道授业解惑的那种。于是就出现了很荒唐的现象：有的人连句子该怎么停顿都弄不清楚就去找老师学；但是心里有个大疑惑却死活不去问老师解决。这种“小学而大遗”的做法让人觉得很不明智——把最重要的“道”给丢了，却只盯着细枝末节死抠。 巫医乐师和各种手艺匠人都不觉得互相学习丢人；可那些当官的读书人却聚在一起嘲笑人家。你问他们为啥这么做？他们就振振有词地说：“地位低下的人去请教高人会觉得丢人；官做得大了去问别人就怕被人说是巴结。”把“地位”当成衡量标准，把“拍马”当成风险，师道就在这种自己设的围栏里慢慢枯萎了。韩愈气得直嚷嚷：“君子都看不上这种行为，可现在他们的智力竟然还比不上这些被嘲笑的人！”以前朝廷里的大官居然成了最没学问的地方。 像孔子这样的圣人都不挑老师教谁呢？他还拜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这几位老师为师呢。这几位老师本事可能都不如孔子呢。孔子自己也说过：“三个人走在路上，肯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懂得道理有早有晚，擅长的专业也不一样——谁先谁后不过是个时间和运气的问题罢了。弟子不一定非要比老师差，老师也不一定非要比弟子强——这句话把咱们现代人给秒成了“小鲜肉”：我们都在拼命比谁更厉害、更聪明，古人却只讲互相补充。 有个叫李氏子蟠的孩子才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经传”都通读了一遍，还能“不拘于时”——不按照现在那些功利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韩愈因此夸奖他能践行古人的道路。这一句话简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脸上：当全世界都在赶时间时，敢慢下来的人反而成了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千百年后的今天再看《师说》，还是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问题：镜子外面的世界里，“耻学于师”变成了职场里的潜规则；镜子里面的社交圈子里，“位卑则羞”依然是人们害怕的根源。韩愈那时候就问：“这难道不可怪吗？”——我们嘲笑古人迂腐，却忘了迂腐的其实不是古人，而是我们自己把知识当成了权力、把问题当成了耻辱的这种惯性。 如果想让“道”重新在大家心里流动起来，或许先得把这顶“耻学”的精神枷锁给摘掉；先得承认不懂知识并不是失败，不敢张嘴问问题才是真正的失败；先得学会向任何人开口请教——哪怕对方只比你早知道一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