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扶不扶”之困折射公共道德与法治实践的双重考题 街头有人摔倒，旁观者迟疑的场景并不陌生。公众的顾虑并非“不辨善恶”，更多是担心施救被误解甚至被反咬，进而陷入取证困难、纠纷缠绕和高额索赔。少数案例网络上反复传播，继续放大焦虑，让“伸手救助”在一些人眼中成了高风险选择。如何让善意不再被成本压垮，已成为社会治理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 原因——取证薄弱与不当调解叠加，导致“低成本讹诈”有机可乘 专家认为，“扶不扶”难题反复出现，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证据链薄弱。部分路段监控缺失，现场证人不愿作证，当事双方说法相互冲突，纠纷很容易陷入“各说各话”。其二，个别地方为尽快平息矛盾，倾向用“人道补偿”“各退一步”的方式调解了结。看似省事，却可能形成错误激励：施救者为减少麻烦被迫让步，恶意索赔者即便缺乏证据也可能获利，最终造成“作恶成本低、行善代价高”的预期偏差。 影响——社会信任被侵蚀，公共互助能力被削弱 从长远看，如果善意缺少制度性保护，社会将付出更高的隐性成本：一是公共互助链条变弱。遇险不敢扶、不愿救，容易延误救助时机，增加伤害风险。二是治理与司法资源被占用。无根据索赔引发的反复调解、诉讼和舆情对立，会持续消耗基层治理与司法资源。三是社会信任下滑。个体在不确定性中选择自保，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与凝聚力随之下降。专家指出，信任受损后的修复成本，往往远高于个案赔付本身。 对策——回归法治与证据规则：无证据索赔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法学界人士表示，法律对紧急救助已有明确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设置责任豁免，目的就是减少公众顾虑。纠纷处置则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等基本规则：主张他人侵权并要求赔偿的一方，应提供相应事实依据和证据材料。对“要价很高却拿不出证据”的情形，不能用简单调解替代事实查明，更不能把“息事宁人”当作默认选项。 需要指出，有专家提出，若当事人编造事实，通过报警投诉、舆论施压等方式要挟施救者支付财物，且数额较大或多次实施，可能触及刑法中敲诈勒索的对应的规定，应由公安机关依法甄别处理。业内人士强调，将无根据索赔纳入法治轨道，并不是否定对伤者的救助，而是要把责任边界说清楚：救助归救助，责任归责任；同情不能替代证据，善意不应成为被索赔的理由。 在操作层面，专家建议公众施救时尽量规范流程：第一时间拨打120并报警；尽量在公共区域施救并尽可能保留现场；条件允许时请周边群众见证，或用手机记录关键过程；如需协助送医，可通过警方或医护人员完成交接，并保留票据和沟通记录。各地也可结合实际，完善公共区域视频覆盖、快速取证机制和证人保护措施，减少“说不清”的空间。 前景——以制度确定性托举社会善意，推动形成“敢为善、善可为”的治理闭环 多位专家认为，破解“扶不扶”不能只靠道德呼吁，更要靠制度支撑。一上，要加强对见义勇为的表彰、救助和法律援助，让善行得到看得见的保障；另一方面，对恶意讹诈、虚假索赔应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震慑。随着民法典规则更深入人心、执法司法尺度更趋统一，以及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健全，公众施救的风险预期有望进一步降低，“扶与不扶”的两难也将逐步回到理性与法治轨道。
“扶不扶”难题的出现，反映出社会治理中法律规则落地与执行机制仍有短板；破解这个困局，需要法律手段与社会共识同步发力：一方面，让行善者得到明确保护；另一方面，对讹诈和虚假索赔依法追责、形成震慑。当见义勇为不再意味着高风险，善意才能更自然地流动。这既关乎个体的道德选择，也关乎社会信任与文明水平的提升。通过规则更清晰、执行更规范，我们有机会逐步化解这一长期困扰，重建更可信、更愿意互助的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