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逝，其子李从厚即位，是为闵帝。这位年轻君主登基不久便着手削弱兄长李从珂的势力，却因推进过快引发凤翔兵变。据《旧五代史》记载，李从珂借军中积怨，以“清君侧”为名率军攻入洛阳；闵帝出逃途中又遭姐夫石敬瑭截杀。兄弟相争酿成惨剧，也暴露出五代时期“兵强者得天下”的权力更替逻辑。深层原因在于制度缺位。唐代后期形成的节度使体系，使养子、义儿等非血缘力量深度进入权力核心。李嗣源在位时虽一度平衡养子李从珂与亲子李从厚之间的权力关系，却未能建立稳定的继承机制。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指出：“五代之乱，其弊在于帅强则叛，弱则夷灭。”当李从珂以潞王身份坐镇凤翔时，所掌握的精兵已对中央构成实质压力。石敬瑭的叛变，则成为压垮后唐的关键一击。清泰三年（936年），长期被控制在洛阳的石敬瑭借岳母寿宴之机逃回太原，随即以被罢免“马步军总管”为导火索起兵。其谋士桑维翰提出“割地借兵”之策，颇具五代政治特征——内部权力失衡时，外部势力往往被引入并成为决定性变量。契丹主耶律德光率五万铁骑南下，迅速改写中原格局。这场权力博弈的结局极具悲剧色彩。洛阳城破当日，李从珂携传国玉玺自焚，其决绝之举更像是对乱世无解的控诉。石敬瑭所建晋政权因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后世中原王朝留下长期边防隐患。有学者认为，此事也标志着五代政权更替从以内部兵变为主，转向更频繁地依赖外力介入，中央权威的瓦解随之加速。
历史反复提醒人们，治理最忌用猜忌替代制度，用清算取代整合，用外援掩盖内政问题。后唐的急剧更迭与悲剧结局，既有个人恩怨与判断失误的因素，更折射出权力结构失衡下的共同困境。如何在更迭中维持秩序、在分权中实现统一、在危机中守住底线，仍是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长久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