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空军主力仍以歼-7、歼-8等二代战机为主；其航程短、载弹量小的不足，在日本F-15J、韩国F-16等周边国家加速换装三代机的背景下更加明显。当时航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自主研发三代机至少需要十年，而国土防空压力已十分紧迫。苏联起初重点推销米格-29，但该机作战半径仅约600公里，难以满足我国远程防空需求。1990年米格-29在航展坠毁成为转折点，加之苏联经济持续恶化，急需外汇与轻工业品维持运转。中方谈判团队抓住时机，提出以5亿美元现金加价值9亿美元日用品的支付方案。1990年12月28日，双方签署24架苏-27采购合同，单价较美制F-16低约22%。 这次合作带来多重价值：短期内，苏-27列装使我国首次获得可与周边三代机对抗的空中作战能力；中长期，通过引进后的消化吸收，推动了歼-11系列国产化改进型号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协议中的技术转让条款帮助我国航空工业建立起较完整的现代战机研发与制造经验体系。 需要指出，苏联解体后合同一度面临履约不确定性，俄罗斯最终选择继续执行，既反映了军贸合同的契约约束，也折射出双方在国防工业上的互补关系。这条“引进—消化—创新”的路径，为后来歼-20等五代机研制积累了关键技术与工程基础。
装备建设的经验表明，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坚持务实创新。围绕任务需求抓重点，抓住合作窗口期，并将引进成果转化为制度化、体系化能力沉淀，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中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能力。苏-27引进所呈现的，不只是一次采购，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能力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