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学界持续关注早期人类扩散、农业与手工业起源、区域文明互动以及统一王朝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中国考古亟需以更连续的年代序列、更清晰的技术谱系和更扎实的实物证据，回答“人从何来、技从何起、文明如何汇聚并走向一体”等关键问题；此次入选项目跨越旧石器时代至晋唐时期，集中回应了这些长期议题。 原因——一上，近年来多学科手段更深地融入田野工作，测年、残留物分析、古基因组研究等技术提升了证据链的完整性与可核验性；另一方面，考古研究从“点状发现”走向“聚落—墓地—环境”的系统考察，使遗址内部结构与区域联系得以更清楚呈现。以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为例，遗存覆盖距今约12万年至1.3万年，形成6期、11阶段的连续文化序列，石器技术谱系较为完整；其中出现的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过去国内多见于部分边缘地区遗址，此次在中华腹地发现，为讨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技术传播与人群互动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影响——第一，重新标定史前技术演化的关键节点。新庙庄不仅呈现从石片石器到石叶、小石叶再到细石叶的技术演进，也提供华北早期小石叶与细石叶技术线索，为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与扩散研究提供重要参照。第二，扩展对早期农业与精神世界的认识。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人面陶塑、“之”字纹陶器等，显示与北方新石器早中期文化存在联系；其中人面獠牙形象具有早期特征，为研究史前观念与艺术表达提供了直接材料。遗址还发现与发酵酿造有关的证据，提示先民在原料选择与工艺控制上已具一定经验，并为相关器物类型的源流研究提供线索。第三，深化对区域文明互动与族群关系的理解。河北张家口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规模可观的积石冢及祭祀遗存，对部分人骨开展全基因组测序显示其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遗传联系紧密；出土彩绘熊首泥塑在工艺结构和彩绘方法上与辽宁牛河梁相关遗存存在相似性，提示冀西北可能是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活动区域，并为红山文化的发展走向及其向更复杂政治形态演进提供关键证据。第四，补足边疆地区青铜时代早期图景。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呈现大型聚落体系，中心城址、墓地与外围遗迹共同构成超过12平方公里的聚落格局；其中大型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前2600年，属于新疆目前所见较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对认识欧亚草原通道与天山北麓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参考价值。第五，实证统一王朝的礼制工程与海疆观念。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确认山顶高台与山下院落组成的高等级建筑群，体现“秦修汉葺”的延续性，为文献所载秦始皇东巡与筑台提供考古支撑，也弥补关中之外秦汉高台建筑研究的不足；大量具有标准器意义的建筑遗物，为秦汉建筑分期与工程技术研究提供更精确的尺度，并折射早期王朝经略海疆、整合地方的治理能力。第六，呈现丝路背景下的文化认同与交融。新疆吐鲁番巴达木东晋唐墓群清理十六国与唐代墓葬多座，部分唐代高等级官员墓及墓志材料，为制度、身份与地方治理研究提供依据；随葬彩绘泥俑、木榻木棺屏风组合等实物，呈现典型中原葬俗因素在西域的传播与再创造，补充唐代丧葬礼俗细节，并再现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 对策——面向下一阶段工作，应更推动资料开放与跨机构联合研究：其一，建立关键遗址的统一测年与样本管理规范，提高不同地区、不同团队成果的可比性；其二，完善“遗址—区域—网络”研究框架，将单体发现置于资源流通、技术传播与人群迁徙等更大尺度格局中加以检验；其三，加强考古成果的阐释表达与公共传播，以可核验的证据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科学化水平。 前景——从旧石器时代技术体系的意外“相遇”，到新石器时代生产生活与观念表达的多维展开；从红山文化晚期格局的新线索，到边疆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社会形态的补缺；再到秦汉国家工程的制度化呈现与唐代西域社会的文化认同，这批成果共同指向一个更清晰的判断：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单线推进，而是在多区域互动、多技术叠加、多族群往来中持续整合与发展。随着多学科证据不断累积，中国考古有望在关键时间节点、关键区域通道与关键制度形态上形成更具解释力的叙事框架。
当12万年前的石器与唐代彩俑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重见天日，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线索正在被逐步厘清；这些深埋地下的“无字史书”，记录着先民跨越山海的智慧与勇气，也提醒当代学者以更扎实的证据与更清晰的阐释，回应文明研究的重大议题。在科技不断推动人文研究深化的今天——每一次考古发现——都是对“何以中国”这个时代命题的具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