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德良别墅，有这么一个大花园，里面除了玫瑰，竟然还有大麻。鲜花能给人光亮，罂粟却能让人迷失。造园的人懂得，花园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主人的人性，也能照出赏花者的欲望。古波斯的老话说得好：“建花园的人会和光明交朋友。”可是，如果太贪恋花丛而不去面对现实，光明最后也会变成黑暗。真正的功课在于学会等待、学会劳作、学会分清什么是必须的，什么是多余的。 彼得拉克在山上小睡时，随手翻开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面的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人们都去赞美山峰有多高，却忘了自己是谁。”于是他回到了花园里。在那里，他看到了艺术和自然是如此和谐。这让他意识到，丰饶与调和才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奥古斯丁的信仰转变也发生在花园里。他躺在无花果树下，听到小孩子喊：“拿过来，读一读！”打开书一看，正是《罗马书》13章的内容。一道光直射进他的心里。教堂就像一艘船，而花园就是船帆；一边连着天国，一边托举着人间。 中世纪的人们相信上帝在伊甸园里种下了“生命树”和“智慧树”，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后被赶出了乐园。从那以后，世俗的花园就被当成了欲望和诱惑的象征。修士们为了躲避花朵的“勾引”，刻意远离花圃。但植物迷宫还是被造了出来——用几何的秩序去对抗原罪带来的混乱。在迷宫里转来转去，好像还能找到那条通往天堂的隐秘小路。 早在古希腊的时候，色诺芬把波斯王的果园带回了雅典，他把它叫作paradeisos，意思是“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聚在一起”。赫拉克勒斯的金苹果、奥德修斯伊萨卡岛的花丛，都在神话里替希腊人保存着对异域天堂的想象。哲学家们把花园当作了静思和传授知识的天然教室。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沿着树荫小道铺展开来，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回廊下永远回荡着脚步声和辩论声。伊壁鸠鲁把学园安在了雅典一座私人菜园里，所以人们称他为“菜园哲人”。他主张哲学要和闲暇挂钩——“先学会怎么玩，再学会怎么想”。当城市的喧闹声被矮墙隔开后，哲学家和弟子们围坐在火炉旁，用哲学去对抗人生那种无意义的感觉。 罗马贵族们虽然很喜欢种菜的菜园子，但他们还是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林来逃避罗马城的忙碌——“在花园里过一种被修剪的人生”。维吉尔不去谈论花园，而是去歌颂田园；罗马贵族把花园做成了几何对称的迷宫。鲜花、雕塑和喷泉层层布局着。 回溯到“花园”这个词的源头，从法兰克语的gard到法语的jardin再到英语的garden，核心的意思都是“围墙”。再往上追溯到原始印欧语“gher-”，就是“掌握、包围”的意思。不管是菜园、果园还是香草园，本质上都是“人为划定的边界”——把野生的大自然圈进来，再用土坯、石篱或者树篱标出界限。这份“被圈起来”的私密感，恰恰是人类对“可控世界”最早的渴望。 读过《乌托邦》的人都忘不了托马斯·莫尔笔下那座“城市中心鲜花盛开的花园”。在莫尔家的后院里，拉斐尔·希斯拉德把“乌托邦”讲给主人听——一个轻物质、重精神，衣着简朴、生活节制的国度。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国度把“鲜花”当成了精神的象征：没有五彩缤纷的衣服穿，却有四季都不败的花园；没有奢华的器物摆着，却有围墙内花团锦簇的景象。莫尔通过这座花园告诉世人：理想不是飘在空中的房子，它能长在地上、开在眼前。 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巴尔托洛梅奥·塔尔吉奥把花园称作“第三自然”：既不是原始荒野的第一自然，也不是被人类耕作过的第二自然；它是艺术介入自然后形成的产物，“真”和“美”在这里握了手。花园是视觉上幸福的比喻，也是对更好世界的预兆。它让人看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结合点——既怀念已经实现的温柔时光，也渴望还没到达的远方景色。 西班牙学者贝鲁埃特在书中写下了四条关于花园的生活伦理：把花园当作现实理想的模型——要美好、幸福；园艺是美好生活的劳作场——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不是现成的礼物”；园艺和哲学要同频共振——让身体和灵魂都焕发生机；还要学会等待——先播种再收获，先发芽再开花——在这种逻辑下市场的那一套规则失效了。我们又重新听见了苏格拉底的问题：“人应该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当我们再次被疾病或死亡逼到墙角时，回头看看那座亲手翻土、浇水、剪枝的小小花园，也许就会突然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学会与世界共处；真正的乌托邦不在天边的远方，就在脚下这片被围起来的土地上——只要还有花开着，就还有希望重新回答那个永恒的问题：人应该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