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北京《晨报》把北大校长蔡元培秘书谭仲逵和追爱青年沈厚培推到对立面，“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这句话把事情闹大了。谭仲逵的亡妻陈纬君才24岁就去世了，追悼会轰动京师。陈纬君的妹妹陈淑君为了考北大国文系北上，暂住姐夫家，结果住出了真感情。谭仲逵甚至在蒙昧中跟陈淑君结了婚。远在广州的沈厚培知道后怒火中烧，给《晨报》寄去情书、照片和通信记录，公开点名陈淑君“朝三暮四”。陈淑君写文章反击沈厚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拿出当年写的情书。很快南洋巨富之女陈璧君也出来指责谭仲逵“一口气染指两个妹妹”。北大教授张竞生坐不住了，在《晨报副刊》上提出“爱情四大定则”，包括爱情有条件、可比较、可变迁和夫妻是朋友的一种。《晨报》销量飙升，读者排队买报。孙伏园趁热打铁把许广平、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拉进战场。鲁迅在这个时候写下《阿Q正传》和《我的失恋》，讽刺“爱情定则”。55岁的蔡元培与33岁的学生周峻在苏州留园完婚，用行动证明了“爱情可变迁”。钟孟公写信劝停笔战，鲁迅却回怼说这样很可惜。张竞生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性的领域，1923年5月他牵头成立北京风俗调查会。1925年冬天《京报副刊》征稿启事吸引了两百多篇稿件，他精选七篇集结成《性史》第一集。国学大师章太炎看完后直言如果改古文写可能超过《金瓶梅》。《性史》畅销到脱销，但卫道士们对其口诛笔伐。张竞生被贴上标签反对婚姻提倡情人制，但他真正的理想是做“学问的守夜人”。最终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信条：不因时论攻击而阻，不因世人赞誉而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