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何兹全先生，不得不提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那些泛黄旧报刊。1934年的《中国经济》第二卷第九期里，有一篇叫《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的文章，是24岁的何兹全写的。这篇论文不仅开创了中国佛教寺院经济史研究的先河，也像扔到史学深潭的石头一样，波纹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他1929年在山东菏泽的时候，才18岁，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心情很激动。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上海书摊上全是马克思主义书籍，不打辩证唯物论旗帜都没发言权。这种早期形成的理论自觉让他在学术上有了底气。 进了北京大学史学系后，何兹全跟着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些先生学习，但他一直坚持用唯物史观去思考问题。他特别强调辩证法的两点：全面看问题和发展变化看问题。用这种方法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结构时，他没有局限于传统王朝更迭的叙述，而是从土地制度、依附关系、寺院经济等多个方面切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史学界都在讨论所谓“五朵金花”，何兹全的“魏晋封建说”一直不太被重视。他的代表作《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发表起来也不容易，《汉魏之际封建说》从完稿到刊发隔了将近三十年。可他在给学生的信里却说，“有生命力的理论是打不倒的”。那段时间他没闲着，系统梳理了先秦到魏晋的户籍、赋税、军事制度变迁。 到了1991年八十岁高龄时，何兹全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这本书是他六十年思考的结果。他把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进放到世界文明发展中考察，提出“氏族制—奴隶制—封建制”的框架。这本书在海外汉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何兹全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时候不赞成“为学术而学术”，觉得历史应该总结经验探求规律。他主编的《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里专门有一章讲社会形态演变。后来采访时他也说学习历史要为现代化服务。 2011年何兹全先生去世了，留下很多著作和那句朴素的话：“择善就是追求真理，认识了真理就要抓住不放。”从1929年在菏泽那个如饥似渴的少年到现在还在引起讨论的“魏晋封建说”，他的一生就是一面镜子。这种坚持理论又实证、坚守又拥抱时代的精神在现在的研究中依然有光。就像先生说的那样，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是不是主流，在于能不能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帮我们理解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