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下，跨文化研究与学科建设持续推进，如何避免知识生产中不自觉地以“他者”来确认自我，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11月18日上午，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共同主办的讲座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举行。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若昂·塞萨尔·德·卡斯特罗·罗沙作题为“福柯对博尔赫斯的误读”的报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张辉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张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倪湛舸参与评议。讲座围绕福柯《词与物》对博尔赫斯涉及的文本的引述展开，继续讨论西方思想传统中对“中国形象”的长期塑造及其对学科范式的影响。 （原因）罗沙指出，自18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在哲学、文学与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常通过“任意制造他者性”来巩固自身的中心位置。这并非偶发的误会，而是带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与叙事惯性。讲座以三部文本串联分析：福柯《词与物》（1966）、博尔赫斯《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1942）与奥戈曼《发明美洲》（1958）。在《词与物》序言中，福柯引用博尔赫斯笔下“某部中国百科全书”的荒诞分类，用以呈现既有知识秩序被打破时的震动，并将其作为“异托邦”的例证。罗沙认为，这段引述常被理解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但其潜在前提也可能把“中国”预设为超出理性秩序的陌异空间，从而延续了“借中国来标示差异”的旧路径。 为进一步说明该点，罗沙回溯法国及欧洲文学与思想中的相关叙事传统。他提到，19世纪欧洲流行的“满大人悖论”把地理距离与道德距离叠加，使“远方的中国人”被放置在缺乏主体性的位置。在巴尔扎克作品中，“是否愿为巨额财富而让远方中国官员死亡”的设问，正建立在对遥远他者的非人化想象之上；葡萄牙作家埃萨·德·盖罗斯的小说也将中国官员写成缺乏行动与话语的被动角色。罗沙强调，这类写法并未停留在文学趣味层面，而是进入早期比较文学的学科叙事：一些奠基性论述以传教士报告中的中国经验作为“他者样本”，甚至用“欧洲的中国”等比喻标记难以归类的对象，使学科起步阶段就带入了隐性的等级化视角。 （影响）与会人士认为，这一讨论对当下人文研究带来多上启示。其一，经典理论文本影响越大，越容易让其中的隐含前提被直接继承而不被察觉；重新细读经典，是学术推进不可缺少的一步。其二，“他者化”不只存在于政治叙事或媒体表达中，也可能潜伏在文学修辞、学科术语与研究范式里，从而影响跨文化理解的准确性。其三，在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如何建立更对等的阐释框架，关系到不同文明之间互信与互鉴的质量。 （对策）围绕上述问题，罗沙及评议学者提出多项可操作的研究路径：一是回到文本细部，区分作者的文学策略与被引述者的真实意图，避免将反讽或虚构材料直接转换为文化结论；二是加强知识谱系研究，将概念的流通路径、历史语境与权力结构纳入分析，识别那些“看似中立”的分类方式及其隐含的价值排序；三是在比较文学与区域研究中推动双向参照，更多引入非欧洲语境的理论资源与问题意识，形成多中心对话而非单向解释；四是在学科教学与学术写作中强化自我反身性，把“如何言说他者”作为方法论问题持续检视。 （前景）多位学者表示，随着中国与拉美等地区的人文交流不断拓展，跨文化研究正获得新的材料、议题与合作网络。未来，比较文学与思想史研究有望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建共同问题域：在批判性继承经典理论的同时，通过更平等的对话生成新的概念工具，使“差异”不再只是被动标签，而成为理解世界的有效资源。
讲座从“福柯如何读博尔赫斯”切入，把问题推进到更深处：跨文化理解的难点往往不在信息不足，而在知识框架先行。只有不断校准概念的来源与适用边界，减少以刻板符号替代真实世界的冲动，才能让比较与对话回到更平等、开放且可检验的轨道，为人文研究与文明交流提供更扎实的思想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