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那个叫王玉凤的医生啊，她这辈子可太不容易了。你看现在大家都爱提“开学焦虑”、“注意力缺陷”还有青少年抑郁这些词，好像大家都挺懂似的。最近还有些名人也大言不惭说自己得过ADHD，搞得这些“看不见”的心理问题又火了一把。其实呢，早在四十多年前，ADHD在中国可是个全新的概念，当时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不听话就是调皮捣蛋，根本没往病上想。王老师作为中国儿童精神医学的开荒牛之一，就是靠硬啃科学研究这块硬骨头，才给那些被误解的孩子和家庭洗刷了冤屈。她这人出生在河北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听惯了父母看病的事，长大后也顺理成章选了医生这一行。1970年她从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毕业了，那时候年轻气盛的她没想着在大城市享福，直接跑到西藏阿里去支边了。高原上条件那么艰苦，又冷又累还缺医少药，这趟活干下来让她心里头特别清楚：一个孩子的健康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后来到了1979年，她考进北京医学院读研，本来是跟着儿科主任李树政教授做研究的。结果没多久李教授因公出国了，她的研究方向也就不得不变了。在精神病学专家沈渔邨院士的撺掇下，王老师一头扎进了当时还很冷门的儿童精神科。这一下可好，“阴差阳错”让她成了中国儿童精神卫生事业的大当家。我问她当时那个科室啥样？她说就一个医生撑门面，大部分时候还是靠成人精神科的医生来兼职看看小孩病。沈大夫以前留过苏，懂的东西多还翻译过书，稍微沾点边的病例她都看。那时候大家都分不清啥是儿童精神科的事。她说很多家长会发现自家孩子有幻听、多疑或者出现妄想，都严重到精神错乱了才发现是心理问题。我就纳闷了，为啥非要等到这么严重才看呢？她说那时候很多孩子是因为躯体病挂掉的，得先顾着活命的大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老师盯上了ADHD的前身——轻微脑功能失调。她那会儿刚回来接手任务的时候可难了。沈教授让她改良一项测儿童尿液生化指标的方法，这可是探索ADHD生理机制的基础活儿。结果实验室冰箱坏了把好不容易攒了半年多的样本全毁了！这还了得？王老师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想着怎么补救。她又骑着自行车满城转悠去做流调收集病例来做实验室测定。你能想象吗？一个漂亮的20多岁大姑娘愣是扛着大塑料桶的尿样到处跑！最后这两篇论文发在国际权威期刊上成了国内早期重要成果。1988年她成了中国自己培养的首位精神病学博士还去哈佛大学深造去了。20多岁的漂亮姑娘学历那么高却驮着尿样干活，现在想想还挺心酸的。但王老师说自己在西藏吃过苦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为了这份研究就必须得忠诚地干下去。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科普做得多了来找帮忙的人也越来越多。团队开始琢磨怎么不用吃药也能治病。那时候国外有一种叫感觉统合训练的办法在美国挺火还在中国台湾地区有过实践经验。后来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了她们接到紧急任务带队去了山东日照给受灾的孩子做心理评估和干预。这一趟让她看清楚了还有好多深陷精神困境的人急着等着帮忙呢。带着这份触动她就把科室服务能力和专业配置都往上提了一大截。现在的北医六院早就不是以前那间简陋的训练室了。有个家长问我当时要是没这个魄力敢不敢这么干？王老师说孩子们在里头训练家长就围着一圈站着外面连个座位都没有。“那他们经过训练真的能好吗？”我又问她。“会改善吧。”王老师说精神科的毛病往往好不了根的。“治不好这对医生来说打击大不大？”我接着问。“你得接纳现实啊。”她平静地说现在科学还没发展到包治百病的地步呢我慢慢意识到起码能让他们临床缓解、症状减轻、生活质量提高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