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位福建漳浦籍官员蔡世远在一篇文章里，特地给家族里的子弟们上了一堂严肃的课。他说，咱们做人做事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得把伦理规矩看得重，尤其要在公义和私利之间好好分辨清楚。说白了，就是劝咱们子孙后代别太贪心，要守规矩、行得正。这可不是光说不练，蔡世远自己就是这么干的。他虽说是个大官，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日子过得清清静静。每个月发的俸禄，他大部分都拿去接济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了。这种做法把他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还特意叮嘱自己的老婆孩子：宁可穿破衣服、吃粗茶淡饭去当个圣贤，也别整天大鱼大肉却当个无所事事的大老爷。 有一次他爹去世了，他回家守孝三年。等期满回京城准备继续当官时，吏部的人居然拿他超期不归的事情当借口敲诈他。蔡世远一点都不买账，直接拒绝给钱。为了这个事他甚至不惜把翰林的官衔辞掉，回乡下种地去了。这就可以看出他有多痛恨贪官污吏了。自古以来，“义利之辨”一直是咱们伦理思想里的大话题。孔子说过，君子看重的是道理，小人看重的是钱财。孟子见到梁惠王时也直截了当地说：“大王何必老是提钱呢？只要讲讲仁义就行了。”宋朝的理学家程颢也说过一个道理：“你要是一心想着义，自然就会避开利；要是只盯着利看，也就会远离义。”这些老祖宗留下的话啊，放到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还是特别有道理的。 咱们党员干部要是能以史为鉴，在现在这个新时代的“大考”里把公义和私利的界限弄清楚，就能筑好一道拒腐防变的墙了。其实“义利之辨”说到底就是个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位的问题。在古代圣贤眼里，要是到了生死关头还能守住道义，那才是保住了做人的根本。所以才会有“道义高于生命”的这种价值观。像明代的海瑞“除了工资一分钱都没有”的清廉做法、清代于成龙“把糠和米混在一起煮粥吃”的节俭日子、当代钱学森当年赴美留学时“一定得回来报效祖国”的责任感，都是实实在在地把“道义看得比利益重”的表现。 他们这样选择可不是为了否定生命本身的价值，而是想告诉咱们精神价值对人的生命本质有多重要。他们把“道义”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原点，在使用权力的时候始终坚持公平公正、依法依规、为了人民、保持廉洁的原则；在面对物质诱惑的时候能够稳住心神；在名利的圈套里也能时刻牢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只有这样，心里才坦荡，才能走好每一步路，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回头看看历史上那些被老百姓立庙纪念的清官们，哪一个不是处理好了“义”和“利”的关系呢？咱们现在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党员干部更应该好好体会一下古人这几千年传下来的智慧。把好思想的“总开关”，算清楚“政治账”，用“粉身碎骨全不怕”的骨气守住正道；用“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追求来交上新时代的廉政答卷。只有这样做了，才不会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作者：洪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