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十五五”开局阶段稳增长、促转型并稳定市场预期，是2026年宏观调控与资本市场共同面对的核心课题。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正处在动能切换的关键期：传统地产链条对增长的边际拉动减弱，新旧动能衔接需要更清晰的政策组合，也需要更稳定的预期锚。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资产配置给出更积极的建议，显示全球资本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转型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市场的风险偏好。 原因——从政策与结构两条主线看，2026年宏观政策更强调在“稳”与“进”之间找到平衡。一上，超常规逆周期政策可能逐步回归常态，但预计是循序推进，而非突然转向。李超认为，财政政策仍需保持积极，通过维持一定赤字水平、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稳增长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基调下，降准降息等工具仍有空间，更关键的是打通传导机制，降低实体融资成本，稳定信用扩张预期。结构层面，“高质量发展”仍是主线，增长更多依靠先进制造业与科技创新带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对冲传统动能回落。 影响——在扩大内需的政策框架下，消费的定位正在变化。过去，房地产往往被视为内需中的主要逆周期变量，而消费更多被当作随景气波动的顺周期项目。李超提出，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与再平衡阶段，消费有望成为更具政策可操作性、也更稳定的逆周期抓手。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其一，消费对就业和服务业的带动更直接，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预期与企业订单预期；其二，消费升级与服务消费扩容，可与制造业升级形成“供给创新—需求扩张”的正循环；其三，消费修复对资本市场风险偏好更敏感，若预期改善，可能带动估值中枢温和上移。李超判断，2026年股市不必过度盯住利率这一单一变量，更需要观察信心与风险偏好的持续性；若市场情绪保持相对乐观，A股有望以估值修复的方式延续“慢牛”特征。 对策——围绕“把扩大内需放在更突出位置”的部署，稳消费与稳投资需要协同发力。李超建议，在释放消费潜力上，可继续推动以旧换新扩围提效，减少不必要的消费限制，强化对服务消费、文旅休闲、健康养老等领域的支持，并通过稳就业、促增收夯实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投资端，尽管房地产投资仍有下行压力，但扩大内需并不等于弱化有效投资。随着“告别房地产、拥抱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绿色低碳以及科技创新有关配套投资仍是重点，关键在于提升投资质量与回报，避免低效重复建设，通过投资结构优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前景——综合政策取向与市场变量，202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保持平稳运行的同时加快结构转型：一是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将更突出，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有望继续增强；二是消费在宏观调控中的权重上升，若政策更精准、居民预期修复更持续，消费将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三是人民币汇率预计在均衡水平附近保持基本稳定，整体偏渐进升值但更可能呈双向波动，这有助于提升外贸企业应对能力，并稳定跨境资本流动预期。资本市场上，若基本面改善与政策稳定性共同巩固信心，增量资金入市与估值修复仍有空间，但也需关注外部冲击、盈利修复节奏和结构性分化带来的波动。
当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深水区，这场从“钢筋水泥”到“芯片光纤”的产业跃迁——不只是对短期波动的应对——更意味着增长方式的深层变化；正如受访专家所言，在消费与创新“双轮驱动”的叙事下，市场可能重新校准中国经济增长的估值锚点。历史经验也表明，成功的结构转型往往会孕育新的世界级企业集群——这或许是2026年留给投资者最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