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一响，北平、天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大学的师生失去了容身之地，梅贻琦临危受命，带领他们辗转南迁。这一路上，大家躲避轰炸、风餐露宿，到了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可是日军的轰炸让学校没有安稳的日子，师生们只能搬到滇西乡下，用茅草和土坯搭起棚子当教室。下雨的时候，屋顶漏雨，老师提高嗓门讲课，学生们撑伞记笔记。面对这样的困境，梅贻琦说出了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大楼没关系，只要有大师就行。 梅贻琦推行教授治校的办法，让教授们自己做主学术上的事情，给他们足够的尊重和自由。在这个环境下，钱穆讲《中国通史》厚重深沉，吴晗讲得犀利透彻；闻一多和罗庸都开《楚辞》课，一个严谨细致一个洒脱豪放；数学天才华罗庚挤在牛棚小阁楼里搞研究，攻克了好几个世界级难题。华罗庚生活困难时，梅贻琦常从薪水里拿出一部分接济他。当时经费紧张经常拖欠薪水，教授们靠卖字画、做小生意补贴家用。梅贻琦到处争取经费和资助，保障老师们的生活。 1946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三校师生各自北返复校。1948年后梅贻琦去了台湾，用退回的庚子赔款余款在新竹重新筹办清华大学。他一生清廉自守，薪水大多用来接济困难学生和同事。1962年梅贻琦逝世后被安葬在新竹清华大学校园里。 从1937年到1946年这短短的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邓稼先、朱光亚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以及一百七十多位院士。 现在提起西南联大人们记住的不仅是那些耀眼的名字和成就还有读书人们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坚守与信念。梅贻琦就是这群人的灵魂他用信念和品格守护住了中国教育的根脉。 教育从来不是靠硬件堆砌而是靠人靠坚守靠那份无论顺境逆境都不放弃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