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就业市场暗礁重重，谁能想到1亿人已经“半失业”，政府该怎么出手托底呢？ 首先得看看疫情那股子冲击力：国家统计局报出来的失业率虽然只有6%，看着挺温和平稳，可这里头藏着两大危险。看看3月份的数据，城镇就业人口环比一下子跌了6%，这就等于2640万人彻底退出了劳动市场，这其中的主力军其实就是农民工。更吓人的是，还有约7568万人虽然还待在岗位上，却没活儿干，时间变少了、工资缩水了、社保也跟着降了。你要是把“失业的人”“退出的人”再加上“干半份活的人”全都算进来，这次冲击下来的总规模高达1.02亿。这个数有多大？差不多就是2019年城镇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 不光农民工受波及，就算只盯着城镇常住人口看，冲击也不小。4月时“在职没上班”的比例从18.3%猛掉到3.5%，虽说这说明政策起了作用，但也意味着那些藏在暗处的失业人口正在慢慢浮出水面。 再看供给端的变化，“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已经摆在眼前。从2012年到2018年，16到59岁能干活的人净少了2600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降幅。 不光是人数变少了，劳动参与率这块也是两头低中间高：16到24岁的年轻人因为要升学考研，在校时间被拉长了；55岁以上的老年人拿着养老金也不干了；倒是25到55岁的这一拨人扛着压力活着，不过他们也得面对技能更新换代的难题。 就业人数的总量在2018年底出现了196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这标志着“人口红利”彻底变成了“质量红利”。“量”的压力虽然没了，但“质”的问题就更棘手了。 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很突出：一边是拼命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一边是遍地开花的无人工厂。 先说说农民工：他们占了城镇就业人口4.4亿中的2.9亿大头。可惜的是他们大多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的还不到三成。这么多人干的都是保安、保洁、餐饮这些没多少技术含量的活计，想转型也不容易。 再看大学生：这两年毕业的人一年比一年多。2019年就有834万高校毕业生毕业出来找工作。人大就业研究所2010年搞过一次调查显示，“没本事找工作”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这种灵活就业的比例从2003年的4%猛涨到2017年的18%以上。你猜怎么着？这里面很多人是被现实逼着不得不转行的。 地区不平衡的情况也很明显：东北三省的灯早都亮了。网络招聘大数据显示像哈尔滨、长春、沈阳这些省会城市的CIER指数一般都小于1，也就是求职者的数量多于岗位空缺数。东北算是结构性矛盾最严重的地方了。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得找对路子： 第一招是要把“稳就业”写进所有项目的可行性报告里去。毕竟就业是经济问题嘛。 第二招是要让新基建也能算出“就业账”。不管是老基建还是新基建都得算好直接能创造多少岗位、间接又能带动多少岗位。 第三招是得让低收入群体敢把钱花出去。失业保险基金的钱看着挺多可大多没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去。 对策二是要用城镇化托住那些“半城镇化”的人群： 得把常住人口当作真正的市民来对待。 减税降费的政策最好能长期化。 还要提高女性和老年劳动力的参与率。 对策三是让信息跑赢经济周期： 数据得先动起来。 学校、企业和政府得同步对表才行。 最后得提一句新技术这把双刃剑： 平台经济带来了很多“隐形就业”的机会。 像阿里自己只有11万员工，却带动了上千万人的平台就业。 新技术带来的机会很大但也有风险。 短期看灵活了不少长期看低技能岗位可能会被机器替代。 政府得鼓励AI去做危险或艰苦的工作。 得给灵活就业的人一个合法身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