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清廉建设如何从“文件要求”变为“群众自觉”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一些地方仍面临人情往来负担较重、攀比风气抬头、基层小微权力运行不够透明等现实课题。如何让廉洁文化真正进村入户，如何把治理要求转化为群众认可的行为准则，是不少村庄在清廉建设中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四明山深处的袁马村以“家风”为切口，尝试把传统伦理、历史记忆与现代治理融合，探索出一条从“以文化人”到“以廉促治”的路径。 原因——千年村史与“和而不同”的家风土壤提供内生动力 袁马村的形成与迁徙史紧密相连。北宋时期马氏南迁扎根，元末明初袁氏支系辗转而至，两姓在同一片山水间耕读相守。明代重臣袁炜的故事，为村庄留下鲜明的价值坐标：敢言守正、体恤民生、拒利守节、知恩图报。史载其在朝堂上敢于据理力争，面对赈济乡邻与修建宅第等选择时更重民生疾苦。这类人物叙事并非“遥远传说”，而是被村民以匾额、家训、口述相承等方式长期保存，形成可被共同遵循的公共伦理。 在袁马村口，“世恩第”匾额至今醒目，所承载的“知恩图报”理念，与村内流传的“谦约节俭、廉公有威”等训条相互映照，构成一种跨越宗族边界的共同价值。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色，使“廉”不只停留在道德说教，而更容易转化为村庄的生活方式与治理共识。 影响——从“家训上墙”到“治理有效”，形成文明乡风与发展合力 袁马村近年来把家风家训从文本转为制度与实践：一上，通过乡风文化馆、村规民约展示，把亲友往来量力而行、反对铺张攀比、遇灾互助等内容明晰化，让村民公共空间中形成“看得见的规则”；另一上，依托村级监察工作联络机制，推动基层事务更加规范透明，减少群众对小微权力的疑虑与误解，增强村庄运行的公信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把廉洁文化与文艺传播结合，制作舞蹈、歌曲、小品等节目，将拒贿守正、赈灾济困、知恩图报等故事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治理实践表明，廉洁教育如果只靠集中宣讲，往往难以持久；而当其进入广场、舞台和日常活动，便更容易沉淀为习惯与自觉。随着风气向好，村庄文明创建、志愿服务各上的带动效应逐步显现，一批先进典型涌现，形成“崇廉—向善—守法”的正向循环。对乡村发展来说，清廉风气还能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内耗，为产业导入、项目落地和资源整合提供稳定预期。 对策——以制度护航、以文化润心，推动“清廉村居”常态化 从袁马村的探索看，清廉乡村建设需把握三点：其一，找准本地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路径。不是简单复述古训，而是把其中与现代公共伦理相契合的内容提炼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与公共承诺，使其婚丧嫁娶、邻里互助、公益参与等具体场景中落地。其二，完善基层监督与议事机制。以村级监察联络为抓手，推动村务公开、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流程化、透明化，让“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在基层有具体抓手。其三，提升传播方式的有效性。将廉洁教育与群众文化、乡村旅游、研学活动等结合，让清廉文化成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公共产品，避免“一阵风”。 前景——以清廉促振兴，以治理增福祉，打造可复制的乡村样本 当前，乡村振兴进入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新阶段。袁马村的实践提示：清廉不是发展“附加题”，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也是共同富裕的环境变量。随着清廉文化持续浸润、制度执行不断细化，村庄有望在公共服务供给、乡村产业培育、人才回流等上形成更强的凝聚力与组织力。下一步，如能区域层面加强资源联动，推动清廉文化线路、红色与传统文化研学、廉洁主题乡村旅游等融合发展，并在村庄治理数字化、村级事务标准化等上继续完善，其经验具备深入推广的可能。
从古巷到舞台，从典籍到公约，袁马村用千年传承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乡村振兴的今天，这个古村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扎根文化沃土，才能培育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发展成果；只有将传统智慧与时代需求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