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无家可归问题日益严峻，外国籍流浪人员成为城市管理的重点。根据当地福利组织数据——过去五年间——遣返规模持续扩大，主要针对来自东欧的流浪人员。 遣返数字增长明显。福利组织Regenboog Groep去年遣返313名无家可归者，较2021年的168人增长近一倍。Per Mens的遣返人数则从2021年的44人激增至去年的215人，增幅接近五倍。两家机构合计去年遣返532人，其中包括数十至百余名毒品成瘾者。被遣返人员主要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匈牙利等国，年龄多在30至50岁，以男性为主。 毒品问题推动了政策升级。市长Femke Halsema近期宣布，将调查是否可以更频繁地遣返吸食毒品的外国无家可归者。市政府表示，当局正在探索更具体的遣返方案，以应对这类人群对街头秩序的影响。福利组织工作人员指出，许多无家可归者抵达阿姆斯特丹后才开始接触毒品，这与该市相对宽松的毒品政策和便利的获取渠道密切有关。 经济差异是根本原因。来自东欧的无家可归者多数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而来。他们期待通过乞讨、捡拾废旧物品等方式在这座旅游城市获得收入。但失业后，他们陷入困境。相比之下，在原籍国即使生活条件较差，也不如在阿姆斯特丹街头流浪那样容易获得生存资源。这种反差使部分人群对毒品产生依赖。 遣返工作面临现实障碍。欧盟法律规定，除非犯罪，否则欧盟公民不能被强制驱逐，因此遣返通常采取自愿形式。福利组织必须通过劝说和激励来说服这些人员接受遣返。相关机构配备了能使用波兰语、匈牙利语等母语的工作人员，向被遣返者阐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没有前景，同时提供回国后的生活支持方案。 政策背后的城市治理新思路也引发了质疑。市政府将遣返视为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手段，但这个做法面临伦理问题：将社会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是否真正解决了根源，被遣返者回国后的生活保障和社会融合也需要重视。 展望未来，阿姆斯特丹的遣返政策可能继续扩大，但其效果和可持续性仍需观察。要真正解决无家可归和毒品成瘾问题，仅靠遣返远远不够。城市需要在源头上加强社会救助、就业培训和毒品防治，同时与原籍国建立更有效的合作机制，确保被遣返者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欧盟层面政策协调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阿姆斯特丹的困境反映了欧盟内部人口流动的深层矛盾；当自由迁徙权遭遇社会治理瓶颈，单一城市的局部措施难以根治跨国性社会问题。这座城市的选择既是对《申根协定》韧性的测试，也为全球移民城市提供了新的治理样本。如何在人道关怀与秩序维护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仍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