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北京法院帮外地农民工老许讨回了血汗钱，这事儿挺不容易。2025年12月，案子终于办完，老许特别高兴，给我打电话说钱到账了，今年能踏实过年了。我听着心里也踏实多了。 案子一开始挺棘手。老许起诉北京一家搬运公司，要一个月的工资。证据是两份合同，但合同上用人单位的地方空着，只有老许的签名和手印。助理当时就嘀咕，“空白合同”怎么审啊？被告公司也不来人，好像没法弄。 第一次开庭，被告席空着，老许一个人在原告席上，看着特别局促。他讲自己怎么干活的，怎么没拿到钱。我问他有没有联系到张队长或者司机，还在现场打电话核实。打了六个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说跟被告公司没关系。那天开了好久，到了晚上八点才结束。 庭审结束后我还接着调查。后来联系上一个疑似负责人的陈某，跟他聊天、打电话，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一开始陈某不太配合，说不知道老许这个人。正聊着呢，助理告诉我老许没交诉讼费，按规定可能要撤诉。这就麻烦了，之前他试过劳动仲裁没成功，这次再撤诉的话六个月的时效可能就过了。我赶紧给在河南老家等消息的老许打电话，让他别着急，诉讼费的事我们帮忙想办法协调。最后他补交了诉讼费，程序继续进行下去。 2025年12月底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公司还没露面。我换了个思路，先找陈某聊了很久。我跟他讲做人的道理：“要是你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拿不到钱会怎么想？老许一个外地农民工为了几千块钱跑来跑去不容易。”陈某听着听着态度就变了：“郑法官您别说了……这钱我们认。” 工资当场就给他了。案子办完后我感触挺深的。法官不能只盯着卷宗和程序看背后还有人呢。被告不来、证据空白都不能放弃调查和关怀多费点口舌也许就能守住一个人的公平信仰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