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七年正月，周世宗柴荣驾崩，年仅七岁的柴宗训继位。此变故打破了后周原有的权力格局，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归德节度使石守信等掌握禁军的将领很快成为朝政的实际主导者。权力出现空档，也为后续的权力转移埋下伏线。次年正月初一，宰相范质等人接到“契丹联合北汉南下”的急报，这份军情随即成为兵变的引线。朝廷为求“先发制人”，立刻派赵匡胤率军北上。不过查《辽史》记载，该年并无南下入侵的记录，“外患”说法疑点重重。由此看，所谓“契丹入侵”更像是一套被刻意放大的舆论叙事，其作用在于为赵匡胤的出兵提供正当性掩护。
陈桥兵变之所以在历史记忆中格外醒目，不仅在于它改写了王朝更替的路径，更在于它清晰呈现了权力真空、军权结构与叙事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解这场“无声更迭”，关键不在黄袍与呼声的戏剧性，而在制度缝隙如何被利用、关键节点如何被控制、合法性如何被重新包装。历史反复提示：稳定并不取决于一次“零伤亡”的操作，而取决于能经受冲击的制度设计，以及更公开、更透明的权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