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同一地块“两套口径”，企业被卡合规关口；调研中，一些农业经营主体反映，在生产许可续办、项目报批及招投标过程中，常因地类认定依据不一致而受阻：同一地块在最新国土调查成果中显示为林地或园地，现场执法核查却沿用旧数据或采用不同口径认定为耕地，导致手续难推进、项目周期被动拉长。另外，设施农业附属用房、育苗大棚等建设尺度与选址要求不够明确，“能不能建、建多大、建在哪”成了不少经营者的共同疑问。 原因——数据更新快但协同不足，政策供给与基层需求存在“时间差”。一上，国土调查成果迭代较快，但基层管理、执法与审批环节，仍存在数据调用不统一、口径衔接不充分的问题，出现“同图不同源、同地不同判”。另一上，农业产业形态加速融合，部分经营主体探索“农业+旅游”“园林+康养”等新业态，但园地、林地等地类的允许边界、建设标准与程序指引分散在不同文件和部门管理中，企业信息获取成本高、理解门槛大。叠加农村土地承包政策阶段性节点临近，一些投资者对制度安排与稳定预期更敏感，观望情绪上升。 影响——合规不确定性推高成本，拖慢产业升级与新业态培育。业内人士指出，地类争议与审批不确定性会带来时间成本、资金占用和机会损失：苗木、果蔬等产业季节性强，一旦错过种植、销售或招投标窗口，损失往往难以弥补；同时，企业对长期投入更趋谨慎，扩规模、上设施、做品牌等决策被迫延后。从更长远看，基层服务体系若不能及时适配农业现代化需求，容易出现“想合规却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既影响经营主体获得感，也不利于形成可复制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 对策——以“统一数据底座+前置服务+公开指引”提升治理效能。针对上述堵点，祝鸣川在调研基础上提出，应推动“三调”成果在农业项目管理中的科学应用，强化跨部门协同，减少因数据版本与口径差异造成的“反复跑、反复改”。一是编制并公开面向经营主体的农业用地“指南”，将规划要求、地类认定、设施农业标准、审批流程等信息尽可能集成化、图示化，做到可查询、可对照、可操作，帮助企业在租地、立项前就能判断合规边界。二是探索建立农业用地前置咨询服务机制，由相应机构联合提供“一次性告知”和方案会商，把风险提示与合规路径前移，让“事后纠偏”更多转为“事前辅导”，降低企业试错成本。三是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完善地块数字化档案与查询应用，让经营主体便捷获取准确、权威的地块信息，为项目规划、投资测算和监管执法提供统一依据。 前景——稳定预期与优化服务并举，推动农业项目“办得快、建得稳、管得住”。受访人士认为，随着农业规模化、设施化、融合化水平提升，治理方式也需要从单一审批管控转向“规则清晰、服务前置、数字赋能”。通过统一数据来源、明确政策边界、提升协同效率，可在守住耕地保护和生态红线的前提下，继续激发农业经营活力，形成更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对地方而言，这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抓手，也是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的现实需要。
祝鸣川用走访调研绘出的“问题地图”，最终转化为可落地的政策建议；他的履职实践说明，人大代表的价值不在于停留在宏观表述，而在于深入基层、贴近经营主体，把问题摸清、把诉求带上来。当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被缩小，当企业的困惑被听见、被理解并进入制度设计，涉农产业发展就能获得更稳定、更有力的政策支撑。这种扎根一线的履职方式，正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