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时候，何兹全先生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凝聚成了一本书，名叫《中国古代社会》。这个过程其实挺坎坷的，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魏晋封建说”，一度没多少人听得进去，论文发出去也是一波三折。不过何先生这人有股倔劲儿，不管环境怎么变，他都坚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不断地把理论琢磨得更透彻。 何兹全先生出生在中国，是个大学者。他从小就在中学接触了唯物史观这一套理论，后来进了北京大学又系统地学了一遍。当年他拿这一套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问题的时候，感觉就像是手里多了把机枪，一下子有了新视野、新方法。他特别讲究实事求是，反对生搬硬套书本上的东西，而是主张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能只盯着一面。 何先生的这种态度就叫“择善固执”，说白了就是认准了真理就不撒手。他觉得既然是认识到了正确的东西，就得抓住不放。同时他也讲究开放包容，绝不因为自己以前学过的东西就把新的道理给挡在外面。他常说不能“以所已藏害所将受”，意思就是不能拿自己脑子里存的旧知识去阻碍新学问的进来。 何先生不仅会读书写文章，还特别看重学问的社会用处。他觉得搞学问不能光关在书斋里头死读书，得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好给咱们国家和民族提供点智慧。这种把学问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的做法，特别符合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经世致用”的传统。 咱们现在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里头，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大家得想着怎么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服务国家发展。回头看看何兹全先生走过的路，不光是为了缅怀一个人，更是要想想唯物史观现在还能不能继续指导咱们的研究。 在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这方面，咱们既得坚持科学的东西做指导，又得立足中国实际去推动发展。何先生用一辈子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学术精神既要自信满满地坚持正确方向，又要有那种与时俱进的劲儿头。到了新时代怎么把这种治学的好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这是大家还得接着琢磨和干下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