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时候，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头提出了“良史三长”，后来钱谷融给李劼讲到，文人要靠才、学、识三样东西安身立命。其实“才”就是指那种写文章特别灵光的天赋，康德就说过天才是教不出来的；“学”就是靠天天读书得来的学问；“识”才是最关键的，要是没了这个见识，再大的才能和学问也只能是个死物。钱先生跟李劼讲的这番话，就是想让他当个标尺来衡量自己。李劼刚考上华东师大研究生的时候就觉得特神奇，因为他发现自己确实很有那套写文章的天赋——很多学者都未必能写出他那么好的长篇小说来；他读书的速度也快得惊人，鲁迅说过自己一晚上看完金庸就能去睡觉，而李劼用这点时间能读完高行健的《灵山》还能写下评论。不过真正让他鹤立鸡群的地方，还是那个“识”字。 李劼最骄傲的地方就是能在那些旧书堆里钻来钻去，把别人看不见的线索给挖出来。他看周作人写的《中国新文学源流》，能看到里面藏着的那种性灵派和明末文学的关系；他看《红楼梦》，甚至敢直接把全书拔高到“中国文艺复兴”的地位上去写；要是写起越王勾践来，“卧薪尝胆”在他笔下就不再是励志的小故事了，而成了阴谋家的剧本。这种能一下子戳中要害的本事，就是“识”的威力。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为了显得特别点，他也会不小心掉进“为了写词强说愁”的怪圈里去，把好的看法变成了偏见。 等到李劼38岁那年写了篇《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他在这篇文章里把《红楼梦》跟《山海经》《西游记》放在一块儿比较，提出来一个很特别的观点——《红楼梦》之前的历史跟《红楼梦》之后的历史是分水岭。在他看来，这本书既是旧文化彻底结束的标志，也是新文化精神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王国维和陈寅恪这些人也成了这种精神的传递者。不过这个观点也有个问题：它太放大了《红楼梦》的文化意义了，反倒忽略了这本书本身还是一部家族的史诗。 教科书里都说封建社会是在辛亥革命结束的，可从文化的角度看问题会发现明末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行了。《红楼梦》更多时候是在见证那个时代的衰败而不是开创什么新东西。真正把中国推向“新文化传统”的功劳，还是要算在五四运动和胡适、鲁迅这些人的头上。李劼那么使劲地抬高《红楼梦》，可能也是因为海外学者心里急着想给中国传统找个源头活水。 到了38岁这个分水岭之后，李劼就不太满足于只写文学评论了。他开始搞起了更宏大的文化叙事。在写完《论红楼梦》之后不久，他开始写那种叫“新历史小说”的东西——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春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吴越春秋》。在这部书里他把勾践的“卧薪尝胆”彻底拆了个底朝天，说那就是阴谋家的那些低级算计而已——这就是典型的李劼式写法：先把旧东西拆了再重新组装起来，好让历史能为现在的文化焦虑服务。 李劼对儒家很厌恶却很推崇道家。他觉得孔子就是给专制提供理由的人；但他会把老子捧到“高维时空”里去当哲学家的王来看待。他在读《道德经》的时候也强调了三点：韩非子实际上是把老子给“劫持”了；必须把这本书放回周公当年建立制度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反者道之动”其实就是爱因斯坦说的那种弯曲时空的概念——这就让古老的道经和广义相对论有了交集。 不过李劼在说庄子的时候有个毛病：他把庄子直接简单地说成是个“反专制”的人而已。这样一来就错过了庄子对世界存在空间性的那种独特看法。老子被拉进四维时空里去了可庄子却被晾在一边——“识”的光虽然照到了老子身上但没有照进庄子逍遥的那扇门里。 李劼的判断标准有时候挺简单粗暴的：凡是反对专制的都是好人凡是沾了点专制嫌疑的就是坏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那么大他却只是轻飘飘地说一句“可能倾向专制”就把它打发掉了；张远山借着庄子去批判儒家的专制传统他就特别高兴地大加赞赏。这种只在外面贴标签的评判法很容易变成隔靴搔痒的简陋做法。黑格尔一辈子都在强调自由和哲学之间那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呢；如果只是因为一个“专制”的标签就轻易下定论的话那就像是隔着鞋帮挠脚心——根本抓不到那个最痒的地方。 网上总传李劼脾气火爆、人情世故上的路数也少得可怜。我觉得这事儿还得存疑吧：真正让人上瘾的其实是他文章里的那种感觉和思想上的锋利劲儿。他写东西就像是个被水推着跑的游泳者一样感觉一来就义无反顾了——于是偏见和成见难免就会跟着出来。读者也许能挑出他的不少毛病但没法否认读起来确实过瘾：有他的书读就算是种稀罕的福利了；要是非得求一个完美的圣人那还不如去看教科书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