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体育强国战略带动下，特色体育城市建设正成为多地发展的新动力。山西临汾以飞镖、围棋等六大名片搭建产业格局，鄂尔多斯依托沙漠资源发展“赛车+旅游”的复合业态。2025年上半年，全国511场重点赛事带动消费超过160亿元。“体育+”模式在提升城市知名度的同时，也推动公共服务改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66平方米。 然而，热度之下也有风险。西部某市为打造“国际赛事名城”，申办汤尤杯需支付世界羽联高额授权费，再加上场馆改造等支出，整体成本明显超出财政承受能力。这反映出两上矛盾：一是定位趋同带来资源消耗，全国已有23个省份提出建设“赛事之都”，国际组织报价因此上涨约30%；二是人才结构不匹配，某西部城市89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约半数集中传统养生项目，新兴运动项目的专业指导明显不足。 这种错配带来两上后果。经济上，河北某地承办马术赛事投入1.2亿元，门票收入仅回收6000万元；民生上，群众更常参与的篮球、羽毛球等项目场地供给缺口达到42%。国家体育总局规划司负责人指出：“部分城市将办赛等同于政绩工程，忽视公共体育服务本质。”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建议采取分级发展：一线城市侧重引入国际顶级赛事，二三线城市把重点放在群众体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杭州亚运会后改建并开放的56个惠民场馆，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中国社科院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提出：“2026年前应建立赛事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并将全民健身参与率纳入官员考核指标。” 前瞻判断显示，随着《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即将出台，特色体育城市建设将更强调“质量与效益并重”。清华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预测，到2027年，定位科学的城市体育产业收益率有望提升至8.2%，较当前提高3个百分点。
体育的价值不止在一场比赛的热度，更在于为城市留下可持续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特色体育城市建设既要有“出圈”的愿景，也要有“算账”的理性；既要追求品牌影响力，更要以群众获得感为检验标准。把资源用在关键处，把赛事办到人心里，才能让“特色”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优势和民生幸福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