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任鸿隽和赵元任、胡明复这帮人在东南大学搞出了个“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大本营。到了1926年，任鸿隽刚好40岁，按老话说该不惑了，可这一年对他来说却特别难。那时候他在南京当国立东南大学的副校长，这所学校后来叫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正赶上北伐军的动静还在远处响着，任鸿隽就被军阀孙传芳给逼着卷进了一场叫“民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政治斗争里。学校本来该是江南学术的中心，结果变成了一个大角斗场。 这场大乱子其实是一年前留下的后遗症——“易长风波”。北洋军阀想把东南大学变成他们的私产，硬生生把校长郭秉文给赶跑了。到了1926年，情况更糟。孙传芳把学校当自家地盘，还派兵进驻想把它变成兵营。作为郭秉文的铁杆盟友和留美派的头儿，任鸿隽这时候就成了这所学校的看守。他平时温文尔雅的，这会儿却特别硬气。面对那些派来的“校长”和兵痞子，他死活不合作，坚持教育独立和大学自治的原则，甚至拿辞职相要挟。那阵子他在校园里跑得勤，脸色发白地在教授会上大声喊，想给学术保住点面子。 可秀才碰上兵实在没法讲理。局势越闹越僵，东南大学停课了很长时间。除了管行政的烂摊子，他还得操心“中国科学社”的命根子。科学社经费经常断档，他当总干事的就得像要饭的一样到处借钱。他心里清楚，大学能停课，《科学》杂志绝对不能停。他在杂志上写文章鼓吹“科学救国”，觉得中国落后就是因为没科学精神，不光是造枪造炮的技术。在那个到处喊口号的年头，他这种冷静的声音就像在夜里敲铜锣的更夫一样珍贵。 家里也跟着遭殃了。他老婆陈衡哲也是东南大学的教授，两人本来过得像神仙眷侣似的。这一年他们不光受经济挤兑欠着薪，还得防着特务骚扰。不过他俩在家里还是很有精神头。陈衡哲写了一堆文章骂世道，比他还尖刻；他就用理智包容妻子的激愤。就在南京那个小家里，他们互相撑着，成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避风港。 到了下半年，学校彻底没法办了。任鸿隽不得不走了。这对他是个痛苦的割舍，但他觉得这地不干净种不出科学树。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也就是管美国退庚款的那个机构。他想就算改不了军阀政治局面，也能用这笔钱在外边搞独立的研究所。回头看1926年的任鸿隽真是个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他想用西方大学的理念改造中国教育撞了铁板；想用科学理性启蒙大众又被喧嚣淹没了。那一年他虽然失败了但没倒下。 在南京废墟上埋了梦想后他又拿起了“庚款”这把新钥匙准备打开另一扇门。虽然身子累但他眼镜后面的目光依然清澈因为他相信科学就是中国最后的出路。